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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恢复性司法的传统法律印迹( 二 )


儒家理论体系对道德感化与刑事处罚的关系有深刻的阐述 ， 其认为道德教化才是预防犯罪、提升整个社会所有人的素质的根本方法 ， 事后惩罚是不得已才用的手段 。孔子曰：“道之以政 ， 齐之以刑 ，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孔子甚至说：“不教而杀谓之虐 ， 不戒视成谓之暴” ， 不提前告诫教育百姓就处罚他们 ， 这种行为属于暴虐之政 。朱熹强调：“教化之行 ， 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 ， 教化之废 ， 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 。”可见 ， 朱熹认为 ， 教化对于品行处于中等之人非常关键 ， 是上升为君子还是堕落为小人 ， 主要看这些中等之人是否得到了教育感化 。
教育感化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德主刑辅” 。以儒家思想为社会治理最高目标的中国古代 ， 例如 ， 唐代就明确规定 ， 要以德治为主要治国方法 。虽然儒家并不排斥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德主刑辅 。《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 第一条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德礼为政教之本 ， 刑罚为政教之用 。”
因此 ， 地方官不仅具有裁判案件是非曲直的职责 ， 也更有在地方治理和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教育感化其子民的法定义务 ， 所谓“守土之官 ， 化民为本 。”为政者如父母 ， 人民是赤子 ， 这样的比喻从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 。事实上 ， 知州、知县被称呼为父母官 ， 意味着他是负责地方秩序的主人 。前面提到过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号召官员们自己担当起教化的责任 ， 从情理上教化民众 ， 以达到和谐无讼的社会效果的相关判词 。例如胡石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他的判词约70余份）在判词中说到地方官的职责时认为：“惟以厚人伦 ， 美教化为第一义” 。
中国古代“调解”是恢复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
在一般刑事司法模式中 ， 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 ， 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 ， 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 ， 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可能性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02年第十一届会议题为《恢复性司法》的秘书长报告中的意见 ， 恢复性司法寻求尽可能利用受害者和社会的积极和自愿参与的方式 ， 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 。
从具体内容方面分析 ， 被犯罪行为破坏、侵害的事物都需要恢复 。这些事物包括物质形态、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 。根据美国恢复性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的观点 ， 恢复性司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和解、协商（受害人与行为人以及双方支持者共同参加）、多方参与的会谈（又称圆桌会议） ， 允许除被害人与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参与进来 。
【[]追寻恢复性司法的传统法律印迹】将儒家的“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和“德治”的治国理念 ， 以及教育感化的方式运用到诉讼之中 ， 便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息讼之术——调解 。这也是古代司法官吏最经常使用的手法 ， 此类事例在汉代史料中就可以找到 ， 据《后汉书》记载：有位名唤陈元的人 ， 独与母居 ， 其母某天突然到其所在地阳遂亭长仇览处 ， 告陈元不孝 。仇览很吃惊地说到 ， 我近日曾路过你们家 ， 看到院落整齐 ， 耕作的菜果作物应时 ， 你儿子一定不是恶人 ， 应该是教化未及的原因 。寡母独自抚养孤儿 ， 苦了一辈子到老 ， 何必因为一时的激愤 ， 而欲致子于不义乎？母闻感悔 ， 涕泣而去 。后仇览又亲自到陈元家 ， 与其母子共饮 ， 用人伦孝行引导教化陈元 ， 后来陈元慢慢就成了真正的孝子 。
“不孝”本是古代重大刑事犯罪 ， 有母亲讼 ， 一经赴官 ， 则其子陈元难逃法律严惩 。但仇览本着“以德化人”之心 ， 做了大量的教育感化工作 ， 通过调解的方式 ， 终于修复了母子关系 ， 使陈元由“逆子”变成了“孝子” 。
恢复性司法的经济效益功能体现为合乎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 。恢复性司法程序处理 ， 一方面可以减轻检察官、法官的工作强度与压力 ， 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国家在诉讼与监狱管理方面的支出和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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