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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二 )

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二、20世纪法西斯主义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美国的特朗普主义 ， 英国的脱欧 ， 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Bolsonaroaro) ， 整个欧洲(包括波兰、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荷兰、英国、丹麦、法国、比利时和希腊)和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以色列、土耳其、菲律宾、巴西和印度)新法西斯主义独裁政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 这些代表着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极右回应 。 它们是资本主义统治总危机的症状 。 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危机涉及主、客观两个维度 。 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条件总是与全球系统中更一般的条件联系在一起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般条件是指真正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的兴起 ， 以及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深层的结构危机和文化危机 。 连同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和资本主义霸权的危机 ， 积累过剩和导致停滞的结构变得恶化 。在这里 ， 我们必须求助于葛兰西 ， 对他来说 ， 霸权是指一种社会统治的特殊关系 ， 其中从属群体将他们的“积极同意”出借给统治制度 。 霸权方案不仅包含统治 ， 而且包含基于一系列阶级联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 。 这种霸权必须不断被重建 ， 因为霸权或双方同意的统治的可能性既取决于意识形态基础 ， 也取决于物质基础 。 因此 ， 霸权需要物质基础或物质条件、制度和与之相伴随的规范 ， 为从属群体中足够多的人的社会再生产留有余地 。 如果没有发展出多种合法化机制并建立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是一致同意的整合与强制性的排斥两者的结合 ， 即通过对某些人进行物质奖励进行整合 ， 对系统不愿意或不能吸纳的其他人进行排斥) ， 那么任何可能的统治阶级都不能行使霸权 。除此之外 ， 对于葛兰西来说 ， 如果一个阶级或阶级的小部分能够把自身的利益呈现为普遍的利益 ， 并且“就统治群体的利益占优势而言 ， 它只需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呈现为普遍的利益 ， 即不至于是狭隘的公司经济利益” ， 它就实现了霸权 。 如我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的那样 ， 1980、1990年代新兴的跨国精英开始建设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集团 。 历史集团是一个社会整体 ， 包括统治阶层和统治集团之外的社会基础 ， 其中一个群体实施领导权 ， 并通过被吸引到集团的人的同意强制执行其方案 。 为了成功建立一个历史集团 ， 统治集团必须能够将其阶级方案呈现为仿佛符合普遍利益一样 ， 并得到通过物质奖励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共同作用被带入历史集团的人的积极支持 ， 从而实现葛兰西所说的扩展性霸权 。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别无选择”综合症似乎成为“常态” ， 1990年代一度出现了跨国精英能够建立起这个历史集团的时候 。 但是 ， 巩固这个历史集团的努力被证明归于失败 。 跨国资产阶级已经转向赤裸裸地追求自身的企业利益 ， 不受国家监管的限制 ， 似乎也不受自上而下的大众压力的影响 。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具有掠夺性 ， 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帮资本主义 ， 它甚至不再假装自己代表“普遍利益” ， 更不用说为确保自身霸权而保证全球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 。 在这些条件下 ， 强制支配和暴力排斥似乎优先于一致同意的吸纳 。 在世纪之交 ， 反霸权力量开始逐渐发展成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追求全球正义的跨国运动 ， 随之而来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反叛 。葛兰西写道 ， 当政治权威或霸权的危机找不到统一的解决方案时 ， 这意味着存在一种静态均衡(其要素可能完全不同 ， 但其中的决定因素是进步力量的不成熟) 。 “这意味着 ，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 ， 没有哪个团体拥有取得胜利的力量 ， 即使保守派也需要一位主宰者 。 ”葛兰西指出 ， 在这些时刻 ， “危机创造出短期看来很危险的局势 ， 因为各阶层不是都能同等迅速地定位自己 ， 或都能以相同的节奏进行重组” 。 葛兰西的分析在识别当前的形势方面走得很远 ， 即对危机的左翼的/进步的回应与极右的回应之间的政治分化(以及“进步力量的不成熟”)这一形势；然而 ， 他是在联系1920、19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而写下上述这些话的 。那么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有共同点吗？区别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 ， 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涉及反动政治权力与国家资本的融合 。 在世纪之交的帝国主义征服中 ， 德国在一战中失败 ， 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资本无法胜过其他欧洲大国的国家资本 ， 这部分导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 而21世纪法西斯主义涉及跨国资本与反动的、压制性的政治权力的融合 ， 其中政治权力体现了跨国资本的独裁 。此外 ， 1930年代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上台执政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和在欧洲许多国家、美国和一些南美国家没有成功赢得权力的法西斯主义政党 ， 它们都把粉碎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基本目标 。 但是 ， 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 ， 左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现在处于历史的薄弱时刻 。 在这种情况下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似乎通过全球警察国家的扩张先发制人地打击了工人阶级和阻碍了大众抵抗的扩散 。 第四次工业革命承诺提升过剩人口的地位 ， 也给跨国资产阶级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 ， 从而增加了跨国资产阶级对全球工人阶级施加更具压迫性、专制性的劳动纪律的需求 。此外 ， 全球警察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强制性地排除过剩人口 。 通过全球化 ， 世界资本主义的重组大大提升了剩余劳动力人口的地位 。 在全球化背景下 ， 产生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加速了 。 空间重组帮助跨国资本打破有组织劳动的领土约束 ， 基于碎片化、弹性化和低廉劳动力推行新的劳资关系 。 危机为资本提供了加速迫使更少的工人产生更大生产力的机会 。 这些发展 ， 再加上新一轮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和数亿人被迫背井离乡 ， 已经产生了一支新的全球剩余劳动力大军 ， 它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讨论的传统劳动力后备军的范围 。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直接作用于过剩人口 。 但是 ， 它间接地到处压低工资 ， 并使得建立21世纪新的奴隶制成为可能 。 过剩人口不能消费 ， 因而没有为跨国资本提供重要市场 。 统治集团面临着如何遏制过剩人口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叛这一挑战 。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达到其外延式扩张的极限 ， 新的空间必将被暴力地撬开 ， 这些空间里的人民必定受到全球警察国家的镇压 。 强制排斥的机制包括大规模监禁和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扩展、无处不在的警务人员、反移民立法和驱逐出境制度以及用新的方式操纵空间 ， 以便住宅小区和贫民区受到以下机制的控制 ， 包括私人保安部队、技术先进的监控系统、无处不在且通常属于准军事化的警务、“非致命”的人群控制方法、文化产业的动员以及将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非人化为危险的、堕落的和文化上颓废的群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 。 各国放弃在过剩人口中确保其合法性的努力 ， 转而把穷人和一无所有的人当罪犯对待 ， 在某些情况下带有种族灭绝的倾向 。但是 ， 这些机制也包括针对被封锁在外面的人的引诱和被动的意识形态运动 。 通过对智力生产手段、大众传媒、教育系统和文化产业的控制 ， 跨国资本实现政治统治这一新发现的能力允许它更加深刻、彻底地渗透到文化和共同体领域 ， 实际上是渗透到生活世界本身 。 企业的营销策略通过操纵欲望和性欲实现去政治化 ， 引导被排除者的不满和受挫的愿望 ， 使他们陷入小额消费 ， 遁入幻想 ， 而不是通过集体动员向体系提出政治要求 。在这方面 ， 我注意到 ， 通过控制媒体与图像和符号的传播 ， 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在这个数字时代增强的作用将使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任何方案变得更加复杂 ， 加上新的全景监控和社会控制技术的共同使用 ， 这种法西斯主义方案可能会更多地依赖于选择性的而不是全面的镇压 ， 除非自下而上的反抗实际地威胁到了跨国资产阶级的统治 。 这些新的社会控制方式和意识形态统治模糊了界限 ， 以至于一种宪法准许的、正常化的新法西斯主义(存在正式的代表机构、宪法、政党和选举)有可能得以存在 ， 同时政治制度受到跨国资本及其代表的严格控制 ， 任何实际威胁到体系的异议被抵消 ， 如果没有被消灭的话 。 如果全球警察国家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冲动不被遏止的话 ， 我们可能会看到宪政秩序的“萎缩” ， 而不是破裂 。三、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扎根 ， 当时中产阶级和代表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小资产阶级正在面临地位不稳和向下流动进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威胁 。 法西斯主义运动为统治集团提供了战胜大众工人阶级政党而成功赢得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忠诚的能力 ， 虽然这些运动确实也在招募工人阶级力量 。 这些阶层被视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核心社会基础 ， 即国家资产阶级手中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 。 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拥有自己谋生手段、因而不必把劳动力出售给资本的阶层；他们中间有小店主、生意人、独立的手艺人、专业人士、家庭农场主和其他小商品生产者 。 随着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全球化时代无产阶级化的加速 ， 这些阶层规模被压缩 ， 而只是世界资本主义核心的很小的一部分 。 虽然在评估目前的政治进程时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仍然很重要 ， 但是这个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为21世纪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提供可行的社会基础 。今天 ，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中工人阶级的某些小群体发挥着这个作用 。 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寻求在全球工人阶级特权群体中组织其群众基础 ， 例如北方世界的白人工人和南方世界的城市中间层 ， 他们正在经历高度的不安全并面临向下流动和社会经济不稳定的威胁 。 与其20世纪的前身一样 ， 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依赖于一种社会心理机制 ， 将发生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时大众的恐惧和焦虑引向充当替罪羊的共同体 ， 例如美国和欧洲的移民工人、穆斯林和难民 ， 南非的非洲南部移民 ， 印度的穆斯林和低等种姓 ， 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 或者巴西肤色更深、极度贫困的人口 。 极右势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实施这种方案 ， 例如仇外的话语曲目 ， 将涉及种族/文化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神秘化 ， 将过去理想化和神话化 ， 千禧年主义 ， 将战争、社会暴力和统治以及对最弱势的人的蔑视而不是同情正常化、甚至美化的军国主义的男性主义文化 。 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倡议的关键是避免或逆转向下流动和社会不稳定、重新向人们承诺某种稳定和安全感 。当然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话语曲目与20世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特征 ， 包括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所描述的“对传统的崇拜”、“对多样性的恐惧”、受围心态、被剥夺明确社会身份的被剥夺感、“选择性民粹主义”和奥威尔式的“新话” 。 但是 ， 正如我所强调的 ， 这些话语的、情感的因素发生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 ， 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独特的历史时刻 。 关于极端男性化 ， 虽然这里不是充分讨论它的地方 ， 但是 ， 一般意义上对女性的诋毁是特朗普(和菲律宾杜特尔特)的铁杆支持者所赞成的观点 。 这种现象是恐惧社会经济失势在性别领域的表现 。 关于蔑视而不是同情弱势群体的问题 ， 看看特朗普关于贫穷国家是“肮脏国家”这一臭名昭著的评论以及他对一名残疾采访人员的嘲笑等等 。 我们无需作出过多的分析 ， 就可以将这种蔑视的公开展示与以下过程联系起来 ， 即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侵略和镇压政策在构成新法西主义方案的社会基础的人的常识性意识中实现了其话语或社会心理的合法化 。复苏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种族的纯洁性与作为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的英雄主义的神秘感有着很大的重叠(尽管就特朗普的特殊情况而言 ， 后者类似于他对自我的极端自恋的神秘感) 。 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一样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剧毒混合物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主张 ， 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 其中“民族总是被视为一种深厚的横向同志关系” ， 尽管实际上存在着不平等和剥削 。 与此相结合 ， 亚历克斯·卡林尼科斯(AlexCallinicos)认为 ， 种族主义为来自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或族裔群体的工人提供了解决现实矛盾的想象中的方案 ， 认识到苦难和压迫的存在 ， 即使它的解决方案是虚假的 。 此时正在崛起的新法西斯主义方案恰好提供了这种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混合物 ， 试图将因资本主义全球化而遭受经济社会不稳定的工人阶级中较富裕的群体组织起来 。 与这种方案相关的政党和运动提出了种族主义的话语 ， 它们没有主流政治家的话语那么隐晦 ， 而是更加直接 ， 特别是把受种族压迫的人、族群或宗教少数群体、移民和难民作为替罪羊 。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下一点 ， 恶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自动导致种族主义的强烈反应 。 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这些条件作出的解释必须由政治代理人和国家专门机构来调整进行 。 例如 ， 特朗普主义就代表这样一种调整 。 从这一点来看 ，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吸引了同样的社会基础 ， 即不满的工人 ， 一个是对危机进行左的解释 ， 另一个是对危机进行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公开的种族主义解释 ， 从这一事实可以洞悉很多东西 。 虽然目前极右倾向的法西斯主义的后果并非不可避免 ， 但是当前种族主义的动员越是变得根深蒂固 ， 这种后果的危险就越大 。在美国 ， 极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正企图重构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集团 ， 从一定程度上说 ， 这个历史集团从内战后的重建结束到20世纪末一直占绝对优势 ， 但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导致其变得不稳定 。 通过使穆斯林、移民和其他弱势群体成为替罪羊 ， 在遭受危机的工人阶级中招募先前所提及的特权群体 ， 就这一点而言 ， 欧洲极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正在采取与特朗普非常相似的道路 。 与特朗普相似 ， 他们承诺为这些群体稳定局势 。 “国家”认同成为针对替罪羊的种族主义动员的替身 。 然而 ， 国家复苏的话语与资本的跨国整合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生产、金融体系尖锐对立 ， 主要资本主义集团和国家精英的阶级利益和地位利益有赖于这一体系 。 这里 ，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之间要做出一个关键的区别 。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 ， 它确实通过社团主义的安排给一部分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些物质利益——就业和社会工资 ， 即使当它对优选群体以外的人发动种族灭绝时也是如此 。 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 ， 美国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可能提供这样的好处 ， 以至于现在“法西斯主义的工资”似乎完全是心理上的 。 在这个方面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依赖于非理性——一种提供安全、恢复情绪的而非理性的稳定的承诺 。 这是一个不区分、也不需要区分真相与谎言的方案 。 例如 ， 特朗普政权公开宣扬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与其实际政策没有关系 。 在其执政的第一年 ， 特朗普经济学包括放松管制——实际上是粉碎监管型国家 ， 削减社会支出 ， 摒弃福利国家尚存的东西 ， 私有化 ， 减免企业和富人的税收以及扩大对资本的国家补贴 。 简言之 ， 它是一种吃了兴奋剂的新自由主义 。许多评论家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 。 当时德国的垄断资本家既求助于纳粹分子粉碎强大的工会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 也求助于纳粹国家开辟巨大的新的积累机会 ， 包括领土扩张、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集团展开竞争 。 与德国国家资本和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这种融合明显不同 ， 特朗普主义一直在美国境内(和世界各地)为跨国资本寻求巨大的新的盈利机会 。 特朗普政府呼吁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 ， 诱之以累进税制改革、前所未有的放松管制以及一些限制性的关税壁垒 ， 这些壁垒有利于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资本集团在它们的保护下开展业务 。 在2018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 特朗普宣称：“美国对商界开放……现在是将您的业务、就业机会和投资带到美国的大好时机 。 ”四、法西斯主义和扩展国家20世纪和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条件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市民社会的蔓延及其与国家中反动政治权力在某个时刻的融合 。 让我们回顾一下 ， 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一个统一体；没有两者之间的一致 ， 就没有稳定的或霸权的方案 。 在法西斯接管国家的前夕 ， 葛兰西观察到：“今天 ， 意大利有两个压制的惩罚性机构 ， 即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 。 简单的功利计算诱导我们期望领导阶级在某个时刻将这两个机构结合起来 。 ”葛兰西把社会过程的发生地点称为扩展国家 ， 它由政治社会或国家本身外加市民社会组成 。 事实上 ， 在国家机构与社会形态其他机构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概念界限 。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区别与统一让我们能够区分右翼威权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 。 比尔·弗雷彻(BillFletcher)认为 ， “威权主义的增长与法西斯主义不是同一码事” ， 特朗普主义和其他新兴的极右政权应该被描述为“威权国家主义” 。 一方面 ， 正因为它们不一样 ， 我们必须把两者区分开来 。 威权主义是指把通过扩大国家的镇压机器来统治作为目的 ， 其中镇压机器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民众动员进行法律的和法外的镇压来关闭空间 。 这种威权主义最典型的代表也许出现在了拉丁美洲 ， 最近极右翼主导的威权主义政权卷土重来 ， 从2009年洪都拉斯的政变开始 ， 随后是2018年10月推动国家走向公开法西斯主义的巴西大选 ， 以及整个地区镇压的升级、极右翼政党和商业团体的动员 。 该地区这种极右转向的核心是种族主义的、专制的和军国主义的紧缩政策 ， 以巩固和扩大跨国公司的力量 。 在墨西哥和阿根廷 ， 宪法已经被修改 ， 允许武装部队履行警察的职能；在美国 ， 2007年至2014年间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任务增加了两倍 。 2017年 ，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大约雇用了240万人 ， 并经常与国家力量合作镇压社会运动 。拉丁美洲正在成为国家暴力和私人暴力的熔炉 ， 为了镇压政治反叛、使拉丁美洲向进一步的企业掠夺开放 ， 两者融合在一起 ， 这是全球警察国家的象征 。 豪尔赫·伯恩斯坦(JorgeBeinstein)指出：“目前的独裁政权呈现出一种尊重宪法规则的公民形象 ， 举行具有政党参与和其他民主政权特征的定期选举 。 政治犯几乎总是被带到法官面前 ， 这些法官给出任意判决 ， 表面上却具有合法性；企业媒体从不报道暗杀反对派的情况；国家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往往与警察针对穷人、民众抗议和常见违法者的暴力行为混在一起 。 ”然而 ， 这里是压制的威权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在拉丁美洲 ， 可能的例外是巴西和哥伦比亚 ， 我们没有像在美国、欧洲或印度那样看到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在整个市民社会的蔓延 。 简而言之 ， 该地区正在被卷入全球警察国家 ， 但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被视为右翼威权主义 ， 而不是新法西斯主义 。由于混淆了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 我们失去了区分两者的能力 。 此外 ，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警察国家显然不是“国家主义” 。 它的全部主旨是取消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将资本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 。 国家沦为控制自下而上的大众力量的镇压机器和为跨国积累开辟机会的工具 ， 包括军事化积累和压制的积累的机会 。 在这一点上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全球警察国家涉及三个方面 ， 一个是市民社会中的极右翼力量、威权主义力量和新法西斯主义力量 ， 一个是国家中的反动政治权力 ， 一个是跨国公司资本(尤其是投机性金融资本)、军事—工业—安全综合体和采掘业 。 这三个方面反过来又依赖于高科技或数字资本并与之交织在一起 。 采掘和能源复合体必须驱逐其他共同体 ， 并占用其资源 ， 这使得他们最容易支持、甚至推进压制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安排 。 军事—工业—安全综合体中的资本积累依赖于永无止境的战争和镇压制度 。 金融积累要求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政策 ， 这即使不是不可能 ， 也很难通过一致同意的机制来实施 。在美国这三个资本部门如何与国家力量和准军事力量聚在一起 ， 这一点在2016年针对土著活动家及其盟友的军事化反叛乱行动中得到充分证明 ， 这些活动家及其盟友正在和平抗议在靠近北达科他州立岩苏族保留地的土地上修建输油管道 。 该项目由包括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在内的银行财团提供资金 ， 财富500强中的私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建设管道 ， 能量传输合伙公司(EnergyTransferPartners)雇用了一个名为老虎与天鹅(TigerSwan)的雇佣兵安全公司 ， 该公司最初是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在中东战争中的承包商 。 老虎与天鹅公司被指控与能量传输合伙公司、地方执法机构、州执法机构和联邦执法机构(包括国民警卫队)一起合作组织了针对抗议者的反叛乱行动 。 在把反对管道建设的抗议者称为“圣战战士”、把抗议区域称为“战场”时 ， 老虎与天鹅公司称：“战场上声势浩大的情报准备以及情报人员与安全人员之间的积极协调现在是一种打败管道叛乱者的有效方法 。 ”公—私反叛乱机器释放的“不太致命的”武器包括橡皮子弹、豆袋弹丸、激光雷达声音装置、水炮、攻击犬、捕食者无人机、元数据成像、反间谍和心理战行动 。 虽然立岩族受到的考验是关于全球警察国家准军事化研究中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 ， 但现在世界各地针对社会正义运动而采取的类似行动很常见 。关于典型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和当前的讨论都强调国家的军事扩张主义 。 我们确实看到了不断升级的军事化 ， 包括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军队的自治性和权力日益增强 。 但是 ， 我认为 ， 在讨论当前全球的军事化时 ， 全球警察国家这一概念更具分析力 ， 更强大 。 作为统一体的全球秩序越来越具有压制性和威权主义的性质 ， 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历史、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政治条件和力量联合的基础上 ， 发展出了特殊的民族国家和国家政体的特殊形式 ， 包括21世纪法西斯主义 。 然而 ， 在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中城市、政治和文化的军事化 ， 新法西斯运动在北美和欧洲的蔓延 ， 独裁政权在土耳其、菲律宾和洪都拉斯的崛起 ， 这些都与这些国家卷入全球战争网络、军事化的跨国积累或全球战争经济不可分割 。五、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让我们重申一下 ， 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一个统一体；没有两者之间的对应 ， 就没有稳定的或霸权的方案 。 在美国 ， 新法西斯主义的叛乱可以被追溯到极右翼的动员 ， 这一动员始于1960、1970年代群众斗争带来的霸权危机 ， 特别是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解放斗争、第三世界人民的其他激进运动、女权主义者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和激进工人阶级的斗争 。 自世纪之交以来 ， 通过右翼共和党的推动 ， 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市民社会和政治体系中迅速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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