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合一的日本父母官，以阳明学治理地方

——访千叶县一宫町町长马渊昌也《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蒋丰

到目前为止，我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的总编辑、《日本新华侨报》总主笔，已经成功完成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知事的系列采访。今天，我要采访的，是千叶县一宫町的町长马渊昌也，但内心的期待不亚于采访任何一位知事。我与马渊町长虽然是首次见面，但我们的缘分却千丝万缕，早早结成。他毕业自东京大学文学部， 1983年作为日本的公费生前往北京大学留学， 2010年去我的外祖父杨联生曾经任教的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2012年到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

马渊町长曾是一位学者，致力于阳明学的研究。 2016年，他弃教从政，知行合一地从事地方治理。所以，今天我也是抱着求教、解惑的心里，来了解他的治理方针与方法。碰面之后，稍作问候，马渊町长就带我深入一宫町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在玉前神社的鸟居前，偶遇一位前来参拜的83岁的当地女士。对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这片土地，她充满了感情，得知《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和《日本新华侨报》来采访，热情地介绍起一宫町的情况。在我们合影留念后，马渊町长拿出笔记本记录她的地址，要将照片寄给她。就在我走在神社中回味着这段美好的邂逅时，她又悄然返回，送来一盒当地点心，一定要将这份地道的美味和情谊交给远方来客。淳朴民风、纯挚民情，让我对这位用阳明学治理地方的町长更生好感。

留学中国终生受用《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据了解，您在1983年，曾作为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公派留学生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两年。在中国的生活体验怎么样？和预想的是否相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马渊昌也：我个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东京大学的指导教授也对我说过，只有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才能够培养出自己对中国的认识。为此，我决定留学中国。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和我的想象有些出入。我期待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文物、寺庙、服饰等。但遗憾的是，那时大家都衣着朴素，家具、生活用品和建筑等，也并无古风古韵。衣、住、行虽然都变了，但饮食方面还是保持着传统的魅力，中餐好吃到令人惊叹。当年中国的物资并不丰富，物流也不畅通，但是人们利用手中有限的资源，发挥聪明才智，制作了很多特色小吃。在北京的一些小胡同里，更是藏着众多只有地道的老北京才知道的美食，价格实惠，口味绝妙。在有限的条件下，发挥无限的能力，做出上乘的味道，这是来自民间的一种生活智慧，一种生活情趣，更是一种生活力量。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国家，并没有这种了不起的力量。在异国他乡留学、旅行，难免会遇到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而我能够顺利的度过两年的留学生活，全要仰仗中国人的热心帮助。这种生活经验，让我真正理解了孟子的“性善说” 。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强，邂逅过一次的人，很难再有第二次相遇。萍际偶遇，大家都最大程度的真诚相待。绝大多数的人，都非常善良、热心。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底层社会，一个孟子理想中的社会。我对于这样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敬意。在北京留学期间，我结识了一位挚交好友——同宿舍的王中江。和我同岁的他来自湖南，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即使在日本，我也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好知己，他是我这一生里最亲密的朋友。在中国留学的那两年，也是我生涯的宝贵财富和难忘记忆。

学以致用以民为本《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您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您曾在东京大学、专修大学、学习院大学任教，为什么最终弃教从政？作为阳明学专家，您的研究成果是如何运用到地方治理上的？马渊昌也：学而优则仕，中国的大儒们几乎都有从官的经历，勤政于民。大阪大学的滨岛敦俊教授有一篇著名的研究论文——《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文中提到明代知识分子自发改变不合理的纳税制度，为改善民生、维护地域社会稳定作贡献。他们躬身力行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整天关在象牙塔里读圣贤书，难免有闭门造车、隔靴搔痒之感，不如学习中国的士大夫，通过自身的能力和人脉，深入社会，用自己的才学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是阳明学所主张的“知行合一”精神的实践。《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说到“知行合一” ，我有一个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将阳明学视为一种思想道德的修养，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革命家、军人，包括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等，都自称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并将阳明学运用到改革、起义与战斗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区别？马渊昌也：我认为，这是武断主义与文治主义的区别。中国一贯主张文治主义，我的导师、东京大学的沟口雄三先生也说过，中国文治主义的原理是全体生存构想，不排除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而日本受武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援引阳明学做心证，是很多改革家的原动力之一。另外，阳明学的中核是天，精华是理，主张此心在物则为理，心即天，也就是心即理。中国的阳明学学者似乎都有通过静坐得悟天理的体验。但包括我在内的日本阳明学学者，并没有类似的个人体验。事实上，我们跟中国的阳明学还有一定的距离。日本可能只有大盐平八郎有过通达天理的境地。不过就像您观察的那样，作为阳明学学者的大盐平八郎，也领导过起义。说到如何使用阳明学治理地方，我想举王阳明《传习录》里的一个例子。 “泰山不如平地大” ， “满街圣人” 。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平地”一样的人，而不是站在高处指挥别人，在我的眼里，一宫町也是“满街圣人” ，应以民为本，因为“百姓日用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