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平：危害最大的病毒，往往不是毒性最强烈的( 二 )

病毒和人类社会的犯罪者一样，都遵守基本的守恒定律。往往越是恐怖凶狠的犯罪行为，其犯罪者就越少。越是一般性犯罪，其犯罪者就越多。一种罪行如果犯罪凶恶度是9.9 ，那么它的犯罪发生指数就只有0.1；而如果一种罪行的犯罪凶恶度只有0.1 ，那么它的犯罪发生指数就是9.9 。病毒也是如此。假设一种病毒的致死率是10% ，而它有最终传染了数万人的话，那么另外一种致死率是1%的病毒，其最终传染人数就有可能达到几十万人。 ——总而言之就是致死率越高的病毒，传染性就越差。致死率越低的病毒，传染性就越高，没有一种病毒可以“两全其美” 。就像你要造车一样，不可能又要高大宽敞，又要小巧灵活。就像你要造楼一样，不可能又要摩天壮观，又要求整体精致小巧。你永远无法在一个黄昏的早晨，拿着一把长长的短刀，去杀死一个对你恩情似海的仇人。新冠病毒的险恶就在这里，它不是毒性特别强烈的，也不是传染性最剧烈的。但它造成的危害却是最大的，也是最难防控且防治成本最高的。

如今，广州的“飞车党”早已消失不见，走在深圳和广州街头你会感到无比的放心。城市顽疾抢劫罪案的发生率，早已降低到国际一流大都市的水平。打击“飞车党” ，虽然是一场最为艰难的斗争，但是只要用对了方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解决“飞车党”顽疾需要三管齐下。第一，提升免疫力。第二，研制特效药。第三，研发针对性疫苗。这其中所谓的提升免疫力，就是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90年代末、2000年初的中国相比，今天中国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更平衡，人们可以选择在各个城市就业，西部和北方也有了许多人口千万级别的超级大都市。中国的GDP已经翻了好几个跟头，全国人民的人均收入和持币购买力也连着翻了好几个跟头。在这种自身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大前提下，抢劫罪案的发生率自然会降低。

其次，所谓研制特效药就是指成立专案组，专门针对这类犯罪团伙进行长期的卧底、追踪、摸排，直到将其形成组织团伙的幕后黑手资料全部掌握之后，再雷霆出击将其一网打尽。当年广州的街头巡警和保安人员甚至专门配发了一种针对“飞车党”的神器：伸缩钢勾。照准轮子勾下去，谁也跑不了。

因此，在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顽疾“飞车党”终于被消灭了。同理，我们对付新冠，也需要用到这三招。第一，就是加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次的疾病中吸取教训，平时要多锻炼身体，别吃野生动物，不要去接触那些脏乱差的环境，不要吃非全熟的牛排、醉虾、生淡水鱼片等等。只有个体和社会的免疫力都得到提升，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才会远离我们。第二，就是加强研制特效药。虽然理论上病毒很难有特效药，毕竟它是躲在细胞里的。不过在人类在抗病毒等领域还是有很多投入以及研究成果的。事实证明一些古老的中药方子、苏联和美国之前研制的某些抗病毒药物、以及一些抗艾药物对抑制新冠病毒还是有一定疗效的，现在就是要找到一种更好的特效药，使之能更有效地抑制这种病毒，避免其发展成重症。只要能彻底避免患者发展成重症，那么这个病就没什么可怕的，也就是一场感冒。第三，就是研发疫苗。这个病毒毒性比非典差太远，但其传染性比较强，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将其彻底消灭的话，我们就唯有研发疫苗这最后一条路可选了。冠状病毒比较稳定，其变异率较低，只要针对性疫苗研发出来之后，这种病毒就会得到完全抑制。

总而言之，科学家们从观察到新毒种出现，到前期论文推断它的一些特性，再到如今不断完善和修订对它的认知，其实都是一个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经过程。这种认知过程恰恰是讲科学、讲证据的表现。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我们对一种新毒种的特性研究往往需要花上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之久，这就使得我们会错过一些宝贵的防控窗口期。如果我们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就好了。但这种再快一点是无法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它所必须依赖的就是科学技术和检测手段的进步以及革新。除非我们人类掌握的科学武器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否则我们下一次在其他新毒种面前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来逐步认知和了解它，并根据认知情况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这就是我们在技术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