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冠病毒令我们如此恐惧和焦虑？
【这篇文章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理性对待新冠肺炎疫情】 新语丝 为什么新冠病毒令我们如此恐惧和焦虑？ 作者：MAX FISHER 2020年2月15日纽约时报 华盛顿大学宣布该校第四例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排除 ， 两位教授——一位公共政策教授和一位公共卫生教授——随即邀请学生和教员们参加了一场小型晚宴 。 和校内其他地方乃至世界各地一样 ， 在宴会上 ， 冠状病毒成了唯一的话题 。 但是 ， 其中一位参与者 ， 一名公共卫生学生 ， 表示她受够了 。 盛怒之下 ， 她 一口气说出一组统计数据 。 该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导致1100人死亡 ， 在美国大约感染了十几人 。 令人 担忧 ， 但更常见的流感每年造成约40万人死亡 ， 其中包括上个流感季的死亡的 34200美国人和之前一年流感季死亡的61099个美国人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死亡率目前还很难说 ， 根据估计 ， 其最高值可达流感的 20倍 ， 但如果除去被疫情冲垮的中国湖北省 ， 某些估计值低至0.16％ 。 与流感差 不多 。 学生问 ， 公众反应存在如此极端的反差 ， 不觉得奇怪吗？ 晚宴的合办人、公共政策教授安·博斯特罗姆(Ann Bostrom)在回述当晚的 情形时笑了起来 。 作为一名人类风险评估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 博斯特罗姆说 ， 这 位学生对病毒的理解是正确的 ， 但对人的理解却不正确 。 她说 ， 公共卫生指标可能会根据绝对的致死率将流感与新型冠状病毒并列 ， 甚至排在新型冠状病毒前面 ， 但人自有一套衡量危险的方法 。 而被命名为 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病几乎击中了我们所有触发认知的因素 。 这解释了全球 范围内的焦虑情绪 。 当然 ， 对席卷中国乃至其他地方的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感到恐惧 ， 绝非理智的 表现 。 但是心理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说 ， 从人们对这种病毒近乎恐慌、而不把流感 这种严重的威胁当回事的现象中 ， 我们可以得到一条教训 。 它说明了人们在风险 评估中的无意识偏见 ， 以及常常以冲动来引导我们的应对方式——有时会导致严 重的后果 。 我们的大脑如何评估威胁 专家曾经认为 ， 人们会像精算师那样评估风险 ， 当正在变道的汽车离得太近 ， 或当本地犯罪率激增的时候 ， 就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 然而1980年代的一系列心 理学实验颠覆了这种想法 。 研究人员发现 ， 人们使用一系列思维捷径来衡量危险 。 这往往是无意识的 ， 意味着本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他们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 世界充满着大大小小的风险 。 理想情况下 ， 这些思维捷径可以帮助人们找出 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 哪些需要忽略 。 但是它们可能并不完美 。 冠状病毒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 现代风险心理学的先锋、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说：“导致人们提高风险感知的“按钮” ， 这一次全部触击到了 。 ” 当你遇到潜在风险时 ， 你的大脑会将它在过去的经验中进行一次快速搜索 。 如果它可以轻易地唤起多个令人担忧的记忆 ， 那么你的大脑就会作出危险很高的 结论 。 但是 ， 它常常无法评估这些记忆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 。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坠机 。 如果两次坠机事件连续发生 ， 坐飞机突然变成了可 怕的事情——即使你的意识头脑知道那些坠机事件是极小的几率 ， 对你下一次的 飞行几乎没有安全影响 。 但是 ， 如果你随后坐了几次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 ， 那么 你的大脑很可能会开始告诉你坐飞机是安全的 。 斯洛维奇说 ， 涉及冠状病毒时 ， 好像人们正在经历一个又一个飞机坠毁的报告 。 “我们听到的消息是死亡人数 ， ”他说 。 “而不是98％左右的人正在从中康 复 ， 并且可能只患了轻症 。 ” 这种趋势也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 ， 除了不必要的担忧外也会导致不必要的自 大 。 尽管流感每年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 ， 但大多数流感患者的感受平淡无 奇 。 研究发现 ， 告知流感有多么危险并不会改变这个情形 。 大脑的风险评估法直 接盖过了理性计算——这让试图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的卫生官员感到无尽惊愕 。 “我们受到经验的条件反射 ， ”斯洛维奇说 。 “但是经验会误导我们对事物 过于习惯 。 ” 偏见、捷径和直觉 人们对冠状病毒风险的评估还涉及其他心理捷径 。 其中一个涉及新颖性：我 们习惯于将精力集中在新的威胁上 ， 寻找任何引发担忧的原因 。 这可能导致我们 沉迷于最糟糕的消息和最坏的情况 ， 使危险看上去更大 。 也许最强大的捷径是情绪 。 评估冠状病毒带构成的危险极其困难；即使是科 学家也不确定 。 但是 ， 我们的大脑似乎用一种更容易的方式：将情绪直觉反应转 化为我们自以为合理的结论 ， 即使它与坚实的数据相悖 。 “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并非现实的精确复制品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 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2011年的书中写道 。 “我们面前的信息的普 遍性和情感强度 ， 会左右我们对事件发生频率的判断 。 ” 博斯特罗姆说 ， 在极端情况下 ， 这可能导致“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 因为我们的情绪冲动压倒了我们的认知能力 。 冠状病毒触击到了这些 诱发因素 ， 力度通常很强 。 其中一个是恐惧 。 如果一个风险看起来特别痛苦或令 人不安 ， 人们往往会提高这种风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几率的估计 。 关于冠状病毒 的报道通常带有令人不安的图像：不卫生的食品市场 ， 整座城市的封锁和人满为 患的医院 。 另一个触发因素是人们尚未完全了解病毒的威胁 。 它越不为人所知 ， 就会有 越多的人担心它 ， 并高估它的威胁 。 令人感到失控的威胁 ， 例如失控的疾病暴发 ， 会引发类似的反应 ， 导致人们寻求重新实施控制 ， 例如囤积物资 。 我们自愿承担的风险或至少感到自愿的风险 ， 通常被认为是低于实际风险的 。 一项研究发现 ， 如果人们把危险视为一个选择 ， 那么危险会增加一千倍 。 如果这个数字听起来很高 ， 那么想想开车 ， 这种危险绝大多数是自愿承担的 ， 每年会导致4万多美国人丧生 。 但是恐怖主义是一种我们被迫面临的威胁 ， 造成 的死亡人数不到100 。 有无数合理的原因使恐怖主义比交通死亡更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 。 同样 ， 快速传播且人们知之甚少的病毒暴发相对于熟悉的流感也是如此 。 心理学家说 ， 这正是重点 。 “所有这些事情都影响着我们的感觉 ， ”斯洛维奇说 。 “这就是我们经受威 胁的表现 。 不是风险的统计 ， 而是风险的感觉 。 ” 做出选择 所有这些情绪都可以产生现实后果 。 参考人们对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 岛核电站部分熔毁的反应 。 虽然该事件没有造成死亡 ， 但它导致公众要求从核电 转向化石燃料 ， 而后者被认为单单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就导致了每年超过数千人 过早死亡 。 这种计算使老派经济学家感到困惑 ， 他们认为这是非理性的 。 一位杰出的核 电专家称其为“疯狂” 。 但这也有助于建立人们如何衡量风险的新心理模型 。 “斯洛维奇博士说： “我们的感觉并不太会做算术 。 ”在判断低概率、高风险威胁 ， 例如核战争、恐 怖主义 ， 或死于冠状病毒或流感时 ， 尤其如此 。 斯洛维奇说 ， 我们的头脑要不就是倾向于将概率“基本上舍入为零” ， 继而 反应不够 ， 要不就是专注于最糟糕的结果 ， 这“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感觉 ， 于是反 应过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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