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二 )

岩仓使团的五位领导人（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对于岩仓使团，马国川老师赞誉颇多。在他看来，这个使团「真正做到了求知识于世界」。而岩仓使团从海外学成归国后，也为明治维新制定出三大国策，即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然而，在狭海此端，「中国基本上原地打转」。对于中、日两国在这一阶段的此消彼长，马国川老师有着形象的描述：「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是奔驰者，在往前奔跑；一个是蹒跚者，在那儿蹒跚学步，很多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的时候是走一步退两步。」 03.分流的终焉：甲午战争的悲与喜对于日本来说，在明治维新中奉行的三大国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发生在文明开化层面的社会革命、思想解放运动与对教育的重视；还是发生在殖产兴业层面的大兴工业、「国退民进」；亦或是发生在富国强兵层面的废除武士，建立现代兵役制度……日本就在剧烈的革新中，于1889年颁布了自己的宪法，而这也是东亚地区的第一部宪法。

对于宪法的颁布，当时的日本各界报以极大的期待。颁布宪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国川老师强调道：「宪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兴起......我们可以说那个宪法有很多不足，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开始实行了宪政统治。」讽刺的是，就在日本颁布宪法后的第15天，也就是1889年2月26日，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光绪大婚，而整个国家的视线，也全都投向了这桩帝王大事。彼时的中国依旧沉醉于泡沫般虚假的辉煌，五年之后，一场战争，「四千余年大梦」终于被唤醒。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为什么能战胜中国？对此，后世学者多有讨论，给出的理由也纷繁复杂。马国川老师为我们做出了精要的概括。其一是全面改革，自鸦片战争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完成了政治、军事、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反观中国，「自其变者观之，好像都变了，自其不变者观之，一切完好如初」；其二则是企业家的力量，在日本涌现出了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大量优秀的企业家。而这些企业家在为日本创造出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反观中国，官商纠集，缺乏真正且纯粹的优秀企业家；其三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从时间上来看，日本的崛起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叠。相比改革力度实在有限的中国，日本成功地搭上了这次工业革命的快车，并借由技术的爆炸式进步加速了日本的发展。对于甲午战争，马国川老师曾打了个镜子的比方，他说：「（甲午战争）也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两个国家不同的选择。中日大分流，如果原来只是一条小溪的话，现在变成了一个洪水，一个在这岸，一个在那岸。」只不过，当中国从「四千余年大梦」中真正醒来后，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依旧充满遗憾。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清王朝准备做最后的挣扎时，距离日本岩仓使团出洋，已经过去了整整34年。而1905年的日本，以战胜国的身份，与俄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并就此跻身世界强国。

《国家的启蒙》作者：马国川副标题：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18年「坚船利炮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东亚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国家的启蒙》对于中、日两国在近代历史上的不同发展走向，我们有理由为之深思。明明两国都有着相近的起点，结局却是天壤之别。在时代变革中，不同的选择，终将导向不同的结局。日本，永远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正如马国川老师在《国家的启蒙》序言所说，「读懂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