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与凡人悲欢：唐朝医生的疫区亲历记( 二 )

其实唐代的公共卫生状况在当时已属世界先进水平。唐廷在7世纪的认知范围内作了许多努力：如唐高祖、唐太宗重视收埋隋末罹难者的骸骨，客观上降低了疾病传播的风险；城市建有发达的排污沟系统；唐律明文禁止乱倒垃圾污水，规定"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 ，有剔粪匠收购人畜粪便做肥料，唐人不会像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大大咧咧地向户外倾倒马桶。但因城镇化率很低，大部分唐人生活在农村，习惯在江河溪流等饮用水源中洗衣服、洗餐炊具和抹布、刷马桶等，又没有现代的水质净化技术，导致水域成为瘟疫的重要源头。如盛唐文学家张说记载"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 ，指珠江流域经常发生瘟疫；杜甫描写"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 ，意为湖南衡阳的"蒸水"流域瘟疫流行；许棠的"帝念淮堧疫疹频"表明淮河沿岸为瘟疫高发地带。然而，关于水源污染与瘟疫之间的关联，唐人同样不甚了了。此外，纵然在国际大都会长安，城市排污系统也主要依赖明沟,亦即露天、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居民架桥通行。长安城的排污明沟宽度不小于2.5米，正是蚊子、苍蝇繁衍生息的安乐窝。韩愈说过长安"蝇蚊满八区"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描述"长安秋多蝇" ，而蚊蝇叮咬是疟疾等瘟疫的传播途径。

上述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引致病毒、细菌侵入唐人的身体。一切习惯皆成自然，在瘟疫肆虐期间，习惯仍然坚不可摧，客观上为疫情推波助澜，久客和队友们的救援工作困难重重。当然，基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我们绝不能苛求古人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而且，至少在吃野味的嗜好上，我们似乎也没有资格批评古人？第三、唐人没有找到特效药，瘟疫防治在迷雾中探索前行。唐人的病理知识大体停滞在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阶段，将各种瘟疫一概归咎于鬼邪之"气"作祟，对病毒、细菌、传染媒介……一无所知。例如古人认为疟疾的发病原理是"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 ，即鬼邪之气寄居在颈部上方、后发际线正中的"风府穴" ，顺着脊梁骨下滑、侵入皮肤；认为发生霍乱是因"温凉不调" ， "阴阳清浊二气……乱在于肠胃之间" ，而血吸虫病是"不羁之徒"施巫蛊之术制造"变惑之气"引起的，等等。至于呼吸系统传染病，更是迟至一千年后的明末，才有医家吴有性提出邪气"自口鼻而入"的模糊概念。

既然不能正确认识病因，就难以开发出精准的防治手段。元稹感染"瘴气"后服药效果不佳，慨叹"瘴久药难制" ，便是唐代某些药效的真实写照。因此唐人"信巫祝、惑鬼怪" ，驱傩、咒禁等"偏方"大行其道。除夕守岁之夜，唐人在大街上举行驱傩歌舞表演，唱诵"驱傩词"以求将疫鬼驱离人间，祈祷新年"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 。还会喝屠苏酒、插桃枝， "插桃销瘴疠" ，在正月初一及"天阴大雾"的日子到家门外焚烧一颗"辟温杀鬼丸" ，另一颗按照男左女右的规律贴身佩戴。唐人甚至会从桃树的树洞里挖蠹虫的屎（真的会吃屎，下文还有……）晾干研磨为粉末，用水冲服一勺，以为这样可保护自己免于染病。

当疫情出现、久客等救援队员赶到之前，关内道、河东道的人们苦于缺医少药，或许不得不寄希望于咒禁术。在神秘的仪式上，咒禁师会反复念诵："谨启七圣真君，弟子某乙愿持禁法，禁断邪恶鬼毒之气，救理民众，伏愿降真气，流布臣身，令臣所行符禁应声除瘥，应手除愈……"

他们亦有可能病急乱投医，把新鲜猪粪与酒相和，以生布绞取汁水，并以丝绵过滤后饮用，随即躺在温暖的地铺上烤火，逼出汗水，力求自愈…… 久客和队友们还面临另一项考验：贞观年间依然通行南朝陶弘景编撰的《本草经注》。囿于时代背景，陶弘景的见识局限在江南，未能"遍识药物" ，唐人察觉其著述"多有纰谬" 。通过实践，唐朝医生逐渐摸索出一些新药材，但尚未整理成书，没有形成相对系统而完整的操作指南，救援队员必须凭借执业经验临机决断。身处重大疫情中，他们既是在救援，也是在冒险探路。第四，关于患者的隔离措施，久客等医疗人员、疫区百姓与掌握地方话事权的士大夫阶层大概率存在分歧。在唐代，宫廷和民间都有病人隔离治疗的传统。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一位七品女官等一批宫人的墓志铭显示，唐代宫女患病会迁入"坊所"治疗（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