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某个民族的基因武器根本无法实现( 二 )

中国主要单倍群类型在男性中比例及分化关系（23魔方）另一方面无论是O2-M122还是O1a-M119、O1b-M268及C2-M217、D-M174、N-M231等单倍群的共祖时间都长达一两万年以上，即便是O2a2b1a1a-M133、O2a2b1a2a1-F46、O2a1c1a1a1a-F11、C2c1-F2613、O1a1a1a-F140这些非常下游的分支共祖时间也都要追溯到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些单倍群都广泛的分布于东亚各民族当中，其下游不同的支系参与了不同民族的形成，并不能简单的将这些单倍群与民族进行对应，或者将某种单倍群作为某一民族的代表。第二个问题，汉民族在形成后在遗传结构上的变化如何？汉民族的形成汉民族或者说历史上“汉人”族群这一概念的出现无疑是在汉王朝建立之后。而汉人族群的前身则是先秦时期所称的“华夏”或“诸夏” 。 “华夏”或“诸夏”这一概念的出现从文献的角度来说不会早于西周时期，用以描述中原地区在周朝礼制下所结成的政治文化同盟。这一同盟既有作为征服者的周人，也有前朝的殷遗民，还有长期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各邦国以及接受了华夏礼制的戎狄后裔。虽然在历史文献的叙事传统中，夏商周甚或中原周边的戎狄与蛮夷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但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群所代表的考古文化都可以追溯到更古老时期不同地区的起源。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明区域的出现，本身也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多个文明地区人群相互交流作用的结果。父系祖源研究所：从父系遗传看中华文明探源成果zhuanlan.zhihu.com

到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的边界扩展到秦、楚、吴、越等之前的华夏边疆地区。随着秦汉两代统一政权的建立， “华夏化”的边界也继续扩张，并逐渐形成了“汉人”的族群概念。直到东汉末年长江流域还生活着板楯蛮、武陵蛮、山越等各类不属于华夏系统的族群，北方长城沿线活跃着匈奴、鲜卑、乌桓，西部河湟地区分布着羌人、氐人、羯人。

由商代至汉代羌人概念的西移后来随着历史上北方族群的入侵、中央政权对南方地区控制的加深以及中原族群向边疆地区的移民，许多曾经生活于边疆的族群，主动或被动的完成了“华夏化”的过程，并不断融入到汉人族群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华夏”还是“汉人”族群在形成之初和发展过程中在血缘上就是多元化的。古DNA揭示的信息从古DNA的情况来看，民族形成与单倍群的扩张之间更是表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对于欧洲古DNA测试的盛况，目前国内检测过的古DNA数据还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于边疆地区。华夏族群形成的传统中原地区从四千多年前到魏晋时代测试过父系单倍群的古代样本只有三处。山西横北倗国墓地、安徽亳县元宝坑曹鼎墓、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这些样本中出现了了属于O2-M122、C2c1-F2613、O1b-M268、N-M231、Q1a1a-M120等多个单倍群下游分支的样本。由此可以看出，华夏族群在形成之初在父系遗传上就已经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及周边国家的古代DNA样本显示，在华夏族群形成之初的三千年前左右， O2a2b1a1-M117已经出现在尼泊尔地区， O2a1c1-002611下游的F134和O1b1a1a下游的F789出现在越南东北部地区， O2a2b1a2a1-F46出现在越南西北部地区， O1a下游的F140出现在太平洋的汤加群岛， C2c1-F2613出现在阿尔泰地区。考虑到人群迁徙所需的时间，这些支系早在青铜时代甚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在东亚范围内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扩张。

由此可以看出， “华夏”族群在形成之初就包含了众多的单倍群类型。虽然单倍群O-M175及O2-M122在现代汉族中整体上占有较高的的比例，但其下游的众多支系实际上并非全部参与到了华夏族群最初的形成过程中，而C2c1-F2613、N-M231、Q1a1a-M120等人群中比例相对较低的单倍群部分下游支系却也很可能是华夏族群形成之初的重要构成。我们并不能将这些单倍群简单的“标签化”或是做与某一民族的对应。当我们讨论Y染色体单倍群所代表的父系家族与民族的关系时，要考虑到这些支系的共祖时间。像O2a2b1a1a-M133、O2a2b1a2a1-F46、O2a1c1a1a1a-F11、C2c1-F2613、O1a1a1a-F140这类共祖于新石器时代的单倍群，无疑不适于用于对“华夏”族群这类形成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族群进行划分。我们只有具体到共祖时间不早于某一民族形成时代的单倍群，才有探讨该父系家族在出现时民族属性的可能。比如尽管汉民族或者说东亚地区的族群共享了许多大的单倍群类型，但这种一致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新石器时代甚至更加古老人群的扩散与交流，如果细分到具体的支系就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在不同地区形成的特色支系。再比如虽然单倍群N-M231下游的一些支系参与了华夏族群的形成，但北欧地区的N1a支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活跃在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向乌拉尔地区迁徙，显然不能将之作为“华夏”族群。想要厘清各父系单倍群家族在历史上是以何种身份参与到华夏及汉民族的构建过程中，也还需要更多的古代样本的DNA研究来进行验证。对古代样本全基因组的测序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民族与古代其他族群的交流及自身的变迁。汉民族与周边族群的关系汉民族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分布范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里都堪称特例。这种特异性的背后是东亚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理条件。东面的大海、西面的沙漠高山、北方的草原戈壁、南方的雨林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还存在有以黄河、长江冲积平原所形成的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的中心地区。如古DNA和考古信息所揭示的那样，新石器时代以来，以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东亚中心地区人群的对内交流与对外扩散在东亚地区人群遗传结构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古老的单倍群的不同下游很可能在当时已经分布到了很广阔的地区，并参与到了不同族群的形成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