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视：历史上加害中国的两场生物战( 四 )

戴防毒面具的日军 1940年夏，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 ，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使用毒剂20余次，造成八路军中毒近万人，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 1942年，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用毒几十次，并制造了毒死村民800余人的“北瞳”惨案。

日军细菌战的部署图，上面可以清晰看出，浙江、湖南等地都是灾区。日军在八年侵华战争中，共使用化学攻击2000余次，遍及中国18个省，使中国伤亡8万多人。 “二战”中，各军事大国加强了化学战的毒剂储备，英国500吨，美国1100吨，日本3610吨，德国12000吨。但只有日本在中国战场大规模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攻击，其它战场只发生了偶然使用或在集中营使用化学武器事件。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武器受害国。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井四郎用其残杀万余人类生命得来的细菌杀人方法的资料数据通过麦克阿瑟牵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了阴谋交易，为朝鲜战争中美军对中朝发动生物战奠定了基础。为此，石井四郎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和人类良知与道义的责任。

美军在朝鲜投下的四格细菌弹朝鲜战争中美军向中朝军队发动生物战。他们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美军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

1月28日早晨，志愿军第42军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随后， 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 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 。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清理污染区此后，从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对朝鲜北部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即达数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飞机投掷死鼠、跳蚤、蚊子、苍蝇、小动物及其他杂物，散布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引起了朝鲜居民鼠疫、霍乱病的发生。据统计，在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并公布于全世界。人类生物战爆发后，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受害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次中国爆发的瘟疫属于自然界爆发的瘟疫，也属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应尽的责任范围之内。中国签订《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时，曾向联合国承诺：中国主张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参照国际标准与准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加大投入，提高本国疫情监测与应对的能力和水平。相关的国际、地区和双边合作是提高应对传染病疫情国际能力的重要方式，各方应积极参与并予推动。有条件的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可通过资金、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还将与其他缔约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一道，共同推进生物安全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公约有效性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