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
郑永年：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 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内容省略） 政治启蒙过度 科学启蒙不足（内容省略） 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 如果要促成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 人们需要一场全民科学运动 。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启蒙运动、科学文化启蒙运动 。 鉴于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 科学文化启蒙也是政治的启蒙 。 也就是说 ， 启蒙要从政治做起 ， 但不是像从前那样的过度政治启蒙 ， 而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 这至少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 ， 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 。 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 ， 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 。 政治在国家组织生活中很重要 ， 包括组织科学生活 ， 但政治不能替代科学 ， 政治意志不能取代科学逻辑 。 尤其在当代世界 ，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 ， 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科学来解决 。 第二 ， 政府本身更要讲科学 ， 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在官员当中得到普及 。 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 ， 科学知识的普及都是从政府官员做起的 。 官员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 ， 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典范效应 。 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尤其显著 ， 因为中国就有深厚的崇拜官僚的文化 。 不过 ， 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也更为困难 ， 因为经验显示 ， 官员甚至比老百姓更迷信“非科学”因素 。 权力和财富并没有为官员带来科学至上的理性；相反 ， 他们往往诉诸各种迷信来解释或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 第三 ， 政府应当把应付危机的优势 ， 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 。 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 这种能力表现在应付各种危机上 ， 包括类似沙斯的危机和今天的武汉疫情 。 不过 ， 这种能力必须转化为预防危机的能力 ， 因为应付危机表明危机已经出现 ， 代价已经付出 ， 只有具备同样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危机 ， 才能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危机及其代价 。 很显然 ， 要做这种转型 ， 前提就是科学 。 只有尊重科学逻辑 ， 政府才有可能意识到权力的局限性 ， 才能使用科学知识来预防危机 ， 用科学知识来对付危机 。 第四 ， 政府须分权社会 ， 让社会自觉组织起来 ， 让社会的每一分子成为社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 从而对社会负责 。 这里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 。 首先 ， 人们可以把像沙斯或武汉疫情那样的“东西”称为“公共品” ， 是必须加以避免的“坏公共品”（public bads） 。 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去提供这种“公共品” 。 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 。 其次 ， 没有政府有能力二十四小时监督每一个社会成员 ， 所以除了社会成员的自觉 ， 社会成员之间还须要互相监督 。 再次 ， 一旦危机发生了 ， 不是什么都依靠政府来解决 ， 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必须自主地行为 ， 自己组织起来 ， 自下而上地应付危机 。 所有这些都必须向社会分权 。 在这个过程中 ， 知识分子尤其要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 ， 那就是“少点政治 ， 多点科学” 。 知识分子无论左右 ， 都要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 ， 不论是哪一种政治 。 很多事物例如沙斯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产生及发展 ， 与政治毫不相关 。 正如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 ， 知识分子是科学知识的最主要传播者 。 这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播“政治知识”转向传播“科学知识” ， 这样才能改变政治启蒙过度和科学启蒙不足的局面 。 中国无疑已是科学技术大国 ， 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 ， 因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 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 ， 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内容省略”由醒民睿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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