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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心考试”的日本考生等待监考教员发卷。（图源：每日新闻）

1月19日，通称“中心考试”的日本“高考”进入第二天，日本全国689个会场举行了理科与数学科目考试。这场被日媒报道为“最后的中心考试”即将落下帷幕。此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自2021年起将废止“中心考试”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大学入学共通考试”（下称“共通考试”）。

然而，这一决定受到学界、教育界、高中学生与家长的广泛反对，特别是新方针中关于利用托福、托业、雅思等民办英语考试代替统一英语考试的改革内容遭到口诛笔伐，大量评论文章称其为“扩大经济格差和地域格差的制度” 。面对广泛恶评，日本文部科学省不得不宣布推迟该项改革，并于今年1月15日重新召开专家讨论会，征求社会意见。会上，英语考试改革是否会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仍然成为核心议题。

事实上，本次“共通考试”改革前，已经将民办英语考试成绩作为评判标准的私立大学并不少，不是什么新现象。被并称为“MARCH”的明治大学、青山学院大学、立教大学、中央大学和法政大学下属的许多学院都已经导入该项制度，例如法政大学的全球教养学部（GIS）还规定托福iBT成绩超过76分则可以免试英语。既然如此，本次改革却为何恶评如潮？

【海外网】海外网评：日本高考改革遇阻，暴露“一亿总中流”的破灭。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高考”和中国高考意义不同。日本的大学可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两种。 “中心考试”于1979年诞生之初就是为国立、公立大学服务的，直到1990年开始私立大学才被允许利用该项制度作为评判标准，但实际上各私立大学都有独自的自主招生制度，因此到今天参加“中心考试”对日本考生来说都是考取国立公立大学的必由之路，考取私立大学的考生则主要关注目标院校的自主考试。

【海外网】海外网评：日本高考改革遇阻，暴露“一亿总中流”的破灭。正因如此，日本“高考”改革主要影响到的是立志考取国立公立大学的考生。对于收入偏低的农村家庭和城市里中下收入阶层家庭的孩子来说，能通过“中心考试”考取学费低廉，且教学质量可与顶级私立学校比肩的国立公立大学无疑是“鲤鱼跃龙门”的必经之途。要知道，国立公立大学4年的学费大约在240万到2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9万至15.8元）之间，而私立大学则普遍超过4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几乎是国立公立的两倍之多。再加上国立公立大学有“入学费免除”“学费半免”等制度，考取这些大学就成了收入偏低家庭的现实选择。

此次英语改革，却给这些考生带来了极大压力和不公平感：一次托福考试就要花费2万多日元，家境殷实的考生可以多次赴考“刷分” ，也可以请外教或专业机构辅导，而中下阶层出身的考生则只能望而兴叹。以托福雅思等高额民办考试来代替原来的统一考试，固然能比当前全部为选择题的“中心考试”更能全面考察考生口语和写作方面的能力，但其带来的“马太效应”也不容小视。

“高考”改革遭遇“滑铁卢” ，反映出的其实是日本社会日益严峻的阶层固化、收入差距扩大的困境。一直以来，日本以城乡平均发展，中产阶层厚重的形象示人，这也是一直以来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一点。然而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所示，以净等价收入为准，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345一路攀升到2012年的0.488；2015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高达15.7% ，位列OECD国家倒数第六，儿童相对贫困率则达13.9% ，意味着全日本17岁以下青少年相对贫困者超过250万。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本早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号称“一亿总中流”的日本了。

如果今后日本经济改革无法限制收入差距扩大，将来无论是养老金改革、医保改革、最低收入改革还是所得税改革都将继续面临来自中低阶层的阻力。事实上，瞄准这一阶层选票的政治团体已经开始了行动。山本太郎于2019年4月1日成立了“令和新选组党” ，其主张政策如“废止消费税”“扩充奖学金制度”“全国统一最低日收入1500日元”等重点关照低收入阶层，该党已于2019年7月获得参议院席位，正式成为参政党。

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连带效应，从“高考”改革中露出冰山一角，今后如何影响更多领域的政策制定乃至引起众参两院席位“洗牌” ，需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海外网评论员任天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