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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前的人口控制

当我们试图寻找德川时代人口变化的数据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从1730年至1850年这120年间,日本人口基本上保持在3200万人左右,其中1750年为3110万人,1800年为3065万人,甚至出现人口的负增长 。 6人口滞胀反映出幕末日本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 。 那么,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一,地租率的提高,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 。 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是由征收“年贡”的地租来维系的 。 “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语) 。 江户初期,作为代理人的农民须将全年产量的40%向委托人领主缴纳,此种地租率称为“四公六民” 。 18世纪后,幕藩体制加强了寻租的力度,“五公五民”的租金已相当普遍 。 随着幕藩体制寻租的扩大化与强化,至幕末(1830年以后),如松平定信在《国本论》中所言:“至今有五公五民、六公四民或七公三民的地租 。 ”7从“四公六民”至“六公四民”这种倒置的地租率来看,租金升幅高达127% 。 地租率大幅度提高,反映土地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于土地的升值,农民的人力资本价格急剧下跌,养育新生人口的成本自然加大 。 由此导致人口自然出生率下降亦是必然趋势 。 其二,诱致性自控手段,促使人口负增长 。 在自然经济中,土地的收益率是人口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因 。 自发地、诱致性地调节人口以适应边际报酬的变化,遂成为农民维持生计的排他性选择 。 如前所述,由于地租率的大幅度提高,农民收益率相对剧减,而从1730年至1850年间日本耕地面积并没有明显的扩大,这样就迫使农民采取种种方式来减轻相对价格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 而控制人口,降低劳动力自身成本,来维系简单的再生产,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 幕末日本农民自发控制人口的手段被称为“间引” 。 这一专有名词引伸自农业技术中的“间苗” 。 即为了保证土地养份的有效供给,提高透光度和透气效果,须将密度过大的幼苗铲除 。 日本人将这一技术移植到人口控制上,其方法就是杀生溺婴,主要采用器物压迫窒息、绳索勒杀、活埋及用水溺死等手段 。 以非理性、非人道的方式解决人口压力,在人类文明史上日本人确乎创造了奇迹 。 幕末日本各地究竟“间引”多少新生人口,因无准确的统计资料,尚无法实证 。 根据佐藤信渊在1827年写成的《经济要录》,作为同时代的见证人,他写道:“如今之世,仅陆奥、出羽两国(即藩)每年阴杀婴儿不下六、七万人” 。 8德川时代共有260余藩,以总人口3200万计算,平均每藩10多万人 。 陆奥、出羽二藩人口不会超过40万人,可知“间引”率占人口的20%左右 。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间引”手段“至幕末已成为全国性社会现象,尤其在增征贡租、遭遇灾荒的农村司空见惯 。 这是江户后期人口减少的主因” 。 其三,自然灾害是人口变化的函数 。 除上述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价格变化及“间引”调控人口等自生变量而外,灾荒、瘟疫等外生变量也是作用于人口变化的重要原因 。 据统计,在德川幕府260年间,地震、台风、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直至今日,日本仍是地震、台风受灾最重的国家之一) 。 由自然灾害而引起的“饥馑”达130多次,且多发生在18世纪中期以后 。 至幕末,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愈为增多,因此引起的“饥馑”亦大有蔓延之势 。 1833年和1836年,陆奥和出羽两地发生大旱灾,引起大米价格暴涨,遂发生“米骚动” 。 自然灾害是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变化的重要原因,具有不可抗拒性和不确定性,也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 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区域的大小,是影响人口增长的参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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