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那些父权幽灵下的绝望主妇们

韩国小说（包括同名电影）《82年出生的金智英》也许是有史以来男女评价分歧最大的一部作品，这部因为精准呈现了东亚地区根深蒂固、习焉不察的男尊女卑现象而激发了女性观众深刻共情的作品，在不少男性观众看来，却是无聊矫情、小题大做，刻意挑起两性矛盾。这或许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们永远不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女性能够以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格存在并且可以获得尊重，究竟有多难。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日本著名采访人员斋藤茂男所撰写的“日本世相”系列之《妻子们的思秋期》记录了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 “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的性别分工下备感空虚绝望的日本主妇们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被日本岩波书店评为"了解现代的100册非虚构作品"之一。《妻子们的思秋期》最开始在报纸上连载，获得了极大的反响。十几年后，作者斋藤茂男再次采访当年的主妇们，发现“新的思秋期”再次来临：虽然妻子们走出了家庭，走向了社会，但“女人应该怎样”的桎梏始终挥之不去；加之日本泡沫经济粉碎，经济寒冬所造成的失业潮最先波及女性职员，大学毕业生也面临着无法就业的窘境。这一切正如鲁迅所预言的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 “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这或许是很多男性面对汹涌的女性主义思潮内心想要喊出来的话，读了这本《妻子们的思秋期》，我想他们会找到答案。丧失生存意义的构造《妻子们的思秋期》完成于一九八二年的春夏。当时我在共同通信社做采访人员，文章以报道形式连载在报纸上。连载在报纸登出后，引起了剧烈反响，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有相似经历的“妻子们”不仅仅存在于大都市，也遍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她们都寄来了读后感，甚至还有读者特意从老家赶来东京见我。思秋期情绪在多地同时全面爆发带来的冲击，也让当时的我不得不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本书里多次提及， “妻子们”的苦闷之声有来自家庭深层的原因。当时，大多数家庭主妇身处相对闭塞的生活状态，借此契机，她们将心底对丈夫的愤恨与不满喷吐而出，似乎也可以说是必然结果。 “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的性别规范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制度才是真正的“震源” 。六十年代的经济快速成长政策提出之前，一九五五年起，各个住宅小区里已开始准备大量“蜂巢”式的小户型公寓，供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小家庭专用。原属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不论男女都被安置在这个容器里，按性别分工制度变成了“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 ，家庭固定模式由此组成，企业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也由此完成。女性承担了育儿和家务的重任，每日进行着无穷无尽的重复劳动，这些却不能作为有社会生产价值的活动而得到肯定，男人们却由此获益，毫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投入工作。分工制度高效运转，这才有了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虽然成果令人惊叹，但这背后最大的负面遗产，就是妻子们生存意义的丧失，思秋期的愤怒情绪积压在她们心底，和企业的净资产同步增加，不断膨胀。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词本书刊登的几篇读者来稿，表达各有不同，但都诉说了一样的情绪。只是这些女性对男女性别分工的固有意识，以及这背后社会、文化给她们输出的社会性别（Gender）规范意识，诸如“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等等，是否真的有所认知，我还无法确定。思秋期的情绪与社会构造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情绪后来何去何从？“妻子们”是否逃离了魔咒，或者克服了心魔？当时的“妻子们”和现在的“妻子们” ，在意识层面和生活方式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呢？寻找新的酒精 E女士给本书的《读者来函》栏目寄过信，后来也被刊登了出来。她从七十年代就一直对教育和环境问题很关心，并积极参加了各种市民活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很多女性对核发电厂的安全问题以及食品污染高度关注，组织了各种活动， E女士也被选为活动讲师，参与了各种市民集会和女性集会。当时，借着这股风潮，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接连掀起了被称为“多贺子旋风”的女性参政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