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清民国诗人偏爱描写人力车？

来源：未名读书当明治三年(1870)高山幸助于日本横滨创制人力车时，他大约没有料到，人力车不仅成为日本“文明开化”重要的物质表征，而且竟与中国文学结下了很深的姻缘。

人力车何时传入中国，笔者未作详细考证，只是据法国梅朋与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得知， 1874年，从日本来华的法人梅纳尔首次把人力车这种新式的交通工具引进了上海，从而使法、英租界当局赚了大钱。这个行当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到1928年，上海的人力车已达三万六千二百八十辆，数目极其可观。人力车在日本刚出现时，车夫们也颇为神气。候客时，车夫立于车旁， “立帜以招乘客”(《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第十二编《风俗史》);上客后， “以一人挽之，其疾如风，竟能与两马之车争先后。凡牵车者，日能走二三百里，亦绝技也”(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 1877年黄遵宪到日本，见到的还是这一番景象。被黄遵宪叹为绝技的日行二三百里，是以人力车夫的体力透支为代价的。不过，对于这一点，当时的黄遵宪并未注意，使他大为迷恋的倒是人力车这一新事物的进步性: 小车形若箕，体势轻便。上支小帷，亦便卷舒。 ......日本旧用木轿，以一木横贯轿顶，两人肩而行，轿离地只数寸。乘者盘膝趺坐，四面严关，正如新妇闭置车帷中，使人悒悒。今昔巧拙不侔如此。在他眼中的人力车，因而充满了美，充满了诗意。他起初作了一首诗，专赞人力车的迅疾: 三面襜帷不合围，双轮捷足去如飞。春风得意看花日，转恨难歌缓缓归。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本来是孟郊中进士后的得意之举，不料被后人以“走马看花”一词歪曲了原意，便如猪八戒吃人参果的不知滋味，同样成为有失大雅之事。黄遵宪倒不乏雅兴，有心于花丛旁流连忘返，细细观赏;谁知人力车不领情，只管飞驶而过，令诗人颇感失去“缓缓归”的乐趣。自然，这是在作文章。作者只是极言车快，并非真个恨难平。否则，既赏花，就不必乘车，尽可步行。也许是怕有人真的错会其意，埋怨人力车煞风景，于是， 1890年在增补修改《日本杂事诗》时，黄遵宪又重写了一首诗以代旧作，成为定稿: 滚滚黄尘掣电过，万车毂击复竿摩。白藤轿子葱灵闭，尚有人歌踏踏歌。这一改，对人力车的赞美之意更显豁。刺激人心的风驰电掣、万车争道的壮观景象，正是现代文明来临的典型写照，与旧时白藤轿子的封闭、迟缓不可同日而语。

晚清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对人力车大抵都抱着与黄遵宪一样的感情。自称“濯足扶桑客”的一位留日学生，在其1903年刊印的《东洋诗史》中，也以“朱轮脂牵[舝]戈罗妈，彩棍招徕发结床”分写人力车和理发店两桩新事物。所谓“戈罗妈” ，在黄庆澄1893年所写的《东游日记》中已出现。日记记其从日本京都乘人力车去奈良（注云:“华人所谓‘东洋车’也，东语呼曰‘戈罗妈’ 。）”人力车红色的车轮，配上油脂润滑的车轴，走起来不仅轻快，而且漂亮。在享用之际，诗人得到的仍是一种愉悦的满足。人力车输入中国之初，国人对它也颇多好感。 1880年由内地四川初到上海的丁治棠，一上岸，便看到“堤上马车、人辇，辘辘往来”的繁华景象，不禁详细记述: 人辇名东洋车，铁轮皮几，状如篼，凭坐甚安。两前出，首横皮条，一夫以腰受之而行，最爽利。 (《初度入京记》) 当然，坐者的安逸与车子的轻捷都是与旧式轿子对比的结果。在科技落后的晚清社会，人们首先关注新事物所具有的先进性，这并不足为奇。当然，由于人力车跑得快，与马车争道，也发生过车祸。这一点，久居上海的人最有感触。因而在珠联璧合山房的《春申浦竹枝词》中，对人力车便表现出颇为复杂的感情: 式仿东洋巧制新，车声辘辘任飞巡。可怜背挽无多力，为劝游人莫认真。前两句还是与黄遵宪、丁治棠等人一样，欣赏车子的迅疾;后两句则引发出因快速驰行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不过，诗歌主旨还在奉劝坐车人不要逞一时之兴，催促车夫飞跑，以致遭遇不测;而对人力车的“飞巡” ，则是作为既定前提，毫无保留地接受下来。晚清文人从物质文明出发，把目光投向人力车，发现的是科技的进步; 而“五四”时期的作家从精神文明着眼，把目光转向人力车夫，发现的却是人性的摧残。其间，写于1910年的《京华慷慨竹枝词》(吾庐孺)已显示出这种转变的先兆。《人力车》一诗云: 短小轻盈制自灵，人人都喜便中乘。自由平等空谈说，不向身前问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