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照片分拣的宿舍时光：书堆里埋着外卖盒 ， 床帘藏住生活哲学
11层高 ， 528个房间 ， 6人一间 ， 3000多人居住 ， 这是一幢地处北京的大学女生宿舍楼 。 楼里的集居生活 ， 几乎每一个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都有所体会 。 张佳羽曾是这三千多人中的一员 。 大学临近毕业时 ， 她拿起相机记录了这幢集体宿舍楼里的生活：她敲开一扇扇紧闭的门 ， 拍下了60多张床铺和它们主人的样子 。 她说这些人蜷缩在排列整齐的床上时 ， 就像生长在实验室培养皿里的豆芽 ， 因此她将这组照片命名为《培养皿》 。 1995年 ， 佳羽在沈阳出生 。 比起大部分同龄人 ， 她的童年记忆跟集体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幼儿园期间就住过集体宿舍 ， 小学阶段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度过 。 进入大学 ， 她发现自己更关注社会现实 ， 对工作和保研之类的事情提不起兴趣 。 在人人都为前程奔忙的名校里 ， 她感到了一种无形的集体压力 。 当意识到自己无法逃离这样的现实空间后 ， 张佳羽试图用相机剖析集体生活的本质 。 她没有被摄影的美学规则束缚 ， 而是找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进行记录——把宿舍当成了实验室 ， 一次又一次地走近这些“培养皿” ， 冷静地拿到自己想要的大学生活切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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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羽选择用影像截取隐藏在秩序下的生活切片 。 她说蜷缩在床上时 ， 人就像生长在实验室培养皿里的豆芽 ， 因此将这组照片命名为《培养皿》 。 “ 小时候 ， 我受到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学习如何去适应规则 ， 并争取做到优秀 。 大学之前 ， 我待过的集体宿舍是一个进行教育的空间 。 在这个空间里 ， 老师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 ， 比如在统一的时间起床和休息 。 是否遵守规则与操行分数息息相关 ， 在学习成绩之外 ， 这成为衡量孩子是否听话的标准 。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训练中 ， 我固化了一套生活模式 ， 甚至形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 。 大学的集体生活虽然也有各种规则 ， 但规则之间的空隙变大了 。 比如 ， 再也没有按照统一时刻表生活的要求 。 我接触到了更多更丰富的信息 ， 开始想把自己被压抑的个性释放出来 。 但每当我做出探索自我的努力时 ， 仍然会感到孤独 。 一方面 ， 我们被动选择和一群人分享生活空间；另一方面 ， 我们又迫切地寻求私人空间：在校园中寻找可以自由诉说和哭泣的角落 ， 也在虚拟空间中倾诉情感和思想 。 为了在这种矛盾的状态里找到出口 ， 我开始审视自我和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 。 我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居住的女生宿舍楼：这幢11层的大楼 ， 每层有48个房间 ， 每个房间里住6个人 ， 一共可以居住约3000人 ， 人均占有的面积约2平米 。 每层楼的布局一样：有两个公共卫生间、一个开水房、一个大垃圾桶；走廊狭长 ， 密不透风 ， 两旁是嵌进墙里的军绿色的门 ， 上面喷着三个简陋的红色数字 。 宿舍楼下是公共浴室 ， 由宿管阿姨和保洁员管理 。 宿舍门口有电子门禁 ， 男生是进不来的 。 每间房刚好能摆下六张上床下桌的铁架床 ， 中间留一人宽的过道 ， 过道的尽头是可以晾衣服的阳台 。 在这幢楼里 ， 每个人被分配到的资源和空间均等 ， 但比邻而居的状态下 ， 人与人之间却既熟悉又陌生 。 直到有一年毕业季 ， 我看到了清楼的场面 ， 这时才意识到：这幢楼包裹着的个体样貌是如此多样且庞杂 。 那几天 ， 原本属于私人空间的生活物品被抛弃到公共领域 ， 变成了垃圾 ， 它们堆积在楼道和宿舍楼下 ， 混乱中暗藏着居住者们的生活密码 。 《培养皿》项目的前后 ， 我一直在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 接近我理想中的两者之间的关系 ， 我曾经在一个实验舞蹈工作坊中体验过 。 在工作坊时 ， 我们经常会一起搭建 “身体建筑”：每个人用身体作为材料 ， 即兴舞动和连接 ， 让“建筑”出现 。 一段时间后 ， 我们会慢慢往外退 ， “建筑”旋即散开 ， 我们的眼睛仍会看向那个曾经存在过的我们一起组成的“建筑” 。 这种细腻的合作让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接的无限可能 。 那时 ， 我很自由 ， 也很幸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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