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一支疫苗里的合作“基因”
冰点特稿第1164期
一支疫苗里的合作“基因”
与北京东五环相邻的生物制品研究所 ， 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 一栋巨大的白色厂房久已停用 ， 以至于人们会有意无意避开这栋荒凉的大楼 。
直到今年9月 ， 大楼前迎来了一群拥抱、握手、合影的中老年人 。 他们有着不同肤色 ， 聊天时中英文夹杂 。
30年前 ， 这群人见证了大楼的诞生 。 它是中美一项合作的产物 ， 中国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诞生地 。
以这支疫苗为代表 ， 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接受了乙肝免疫保护 。 原卫生部称 ， 截至2010年 ， 至少有8000万人因此免受乙肝病毒感染 。 2014年的全国乙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 1到4岁儿童中 ， 乙肝病毒感染比例为0.32% ， 较1992年的9.67%呈断崖式下降 。
时隔多年 ， 双方工作人员重聚 ， 很多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老朋友 。 一位中方工程师说 ， 当年为节俭 ， 他使用带着裂隙的试管 ， 美国专家大惊失色 ， 气得一把抢过摔到地上；一位美国员工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中国人不喜欢他 ， 因为人们对他说 ，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 很久之后他才理解 ， 那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方式 。
不过 ， 回忆到最后 ， 双方总结的话语却又都很相似：经历了误会甚至争吵后 ， 还是学会了理解 ， 学会了信任 ， 成了朋友 。
1.2亿感染者
中国是“乙肝大国” 。 20世纪70年代 ， 中国大陆进行的首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 感染率在9%以上 。 依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 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8% ， 属于疫情严重的高流行区域 。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病原生物学教授庄辉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解释 ， 在乙肝疫苗推广接种之前 ， 中国有1.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 ， 其中三四千万人是母婴传播所致 。 “成人感染乙肝病毒 ， 只有不到10%演变为慢性乙肝 ， 新生儿感染的患病率则高达90%-95% 。 ”
他说 ， 早年的慢性乙肝病人 ， 除非死于其他疾病 ， 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几成定数 。 国内临床中大量使用五味子等中成药抗炎保肝 。 “那些手段其实近乎无效 。 ”
几千万人一出生即遭厄运 ， 人们“谈乙肝色变” 。 当时多支国家运动队中 ， 均有世界冠军突然体力严重下滑 ， 提前结束职业生涯 ， 原因是慢性乙肝 。
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现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 ， 接到了牵头开发乙肝疫苗的任务 。 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 。
疫苗被列为防治乙肝的重中之重 。 1986年 ，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血源乙肝疫苗投产 。
“血源疫苗虽有效 ， 但有三大弊端 。 ”赵铠称 ， 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浆为原料 ， 有污染环境、伤害生产人员等风险；长期、大量从人身采血 ， 既损害健康 ， 也无法保障稳定供应 。 最关键的是 ， 血浆中除了疫苗生产必须的表面抗原 ， 还可能携带其他病原体 。
产能还受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流程制约 。 “血浆加工后得到抗原原液 ， 先装在大玻璃缸里 ， 再一支支手工稀释 。 ”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负责乙肝疫苗生产的赵景杰告诉采访人员 ， 一些同事在操作时不慎划伤手指 ， 便感染了病毒 。
20世纪70年代早期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陶其敏等人第一次开展血源乙肝疫苗试验时 ， 由于缺乏外汇 ， 无法购买动物实验所需的大猩猩 ， 更是一度给自己注射 ， 代替动物试验 。
很长时间内 ， 中国的疫苗生产都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能力 。 美国默沙东公司则于1986年分离出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 ， 将其植入可大量繁殖的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 ， 能迅速合成大量抗原 ， 由此推出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 。
“它不是生物工作者能完成的 ， 涉及很多工程问题 。 ”赵铠至今记得 ， 受邀实地考察美方生产线 ， 在全封闭的现代化车间内 ， 他们习以为常的玻璃瓶罐、手工搬运都没有见到 ， 取而代之的是几十、数百立方米的大金属罐和连接它们的全封闭管道 。 “从培养酵母菌 ， 到收获酵母细胞、破碎细胞、纯化抗原……都在流水线上完成 ， 是纯工业化的 。 ”
1987年 ， 赵铠等专家向原卫生部建议 ， 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 。 1988年 ， 经过数次论证 ， 中方组建代表团 ， 与默沙东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
坐进一条船
当时 ， 国内数个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仍在进行 ， 有声音说 ， 与其将钱给外国人 ， 不如继续支持国内研究 。
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批复：自己的继续支持 ， 国外的技术也要引进 。 乙肝疫情严峻 ， 疫苗不怕多 。
另一个问题在于转让费用 。 默沙东最初希望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 ， 单次免疫需要3针 ， 总价最低100美元 。 这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价格 。 谈判的重点就此转向一次性技术转让 ， 最初报价1000万美元 。
当年谈判的双方都承认 ， 从那时起 ， 这项合同之于默沙东 ， 几乎很难再赚到钱 。 疫苗研发动辄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 。 一心推动此项合作的默沙东时任CEO罗伊·瓦杰洛斯甚至与公司其他高管发生过争吵 。
“我很焦虑 ， 时间很紧迫 ， 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 。 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它……”20多年后 ， 瓦杰洛斯在一次受访时回忆 。
代表团里的中国财政部官员有一次告诉赵铠：部里能为此拿出的美元 ， 其实最多几百万 。
赵景杰参与了几场谈判 。 他的记忆里 ， 双方出现分歧 ， 中方代表会集体离席 ， 出门在走廊里“开小会” ， 为的是先统一意见 。 “我们这些搞卫生和生产的 ， 就希望合作赶快谈成；但负责外贸和财政的同志考虑更多 ， 也更谨慎……”
最终 ， 默沙东将费用再降至700万美元 。 中方则再引入深圳市的康泰公司 ， 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各引进一条疫苗生产线 。 财政部和深圳方面分别支付350万美元 。
1989年 ， 默沙东公司与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 ， 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 ， 收取700万美元 ， 作为培训中方人员和支付美方参与者劳务的成本 ， 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 。
1990年底 ， 中方派出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 。 18个月后 ， 美方的一批员工又来到中国 ， 协助疫苗投产 。
赵铠记得 ， 多年之后 ， 瓦杰洛斯某次与他会面 ， 依旧笑着“抱怨”：当年那700万美元 ， 培训你们两批人 ， 再支付完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 ， 最后还亏了不少！
1990年 ， 在美留学的中国人武阿妹被招入默沙东 ， 担任这一合作项目的美方翻译 。 她翻阅此前谈判的往来文件 ， 惊奇地发现 ， 默沙东一度想要放弃合作 。
“默沙东这边 ， 钱其实并不关键 。 ”时至今日 ， 武阿妹依旧很感慨 ， “最难的 ， 是彼此信任和文化上的差异 。 ”
“对于默沙东 ， 当时的中国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 ”武阿妹回忆 ， 公司内部讨论最多的 ， 是疫苗研发投入了天价成本 ， 即使低价转让给中国大陆 ， 但在全世界其余地区 ， 这依旧是被寄予厚望的产品 。 这个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国家值得信任吗——他们会不会将疫苗私销别国？他们的技术力量又能否保障产品质量？如果中国产的疫苗出现问题 ， 会影响这款产品乃至默沙东在全球的声誉和前景 。
翻看当年的文件 ， 武阿妹能感到 ， 中国有关部门也十分谨慎 ， 不少表述都留有余地 。 当然 ， 说话含蓄本身也是中国人的特点 。 可在美国人看来 ， 很多文件纯属“打太极” ， 实在难以理解 。
当时 ， 默沙东方面屡次向中方发函 ， 反复确认一个问题：陈敏章部长是否同意了这项决议？依照美国人的习惯 ， 文件最终生效 ， 要看项目总负责人的个人签字 。 但在中国显然并非如此 。 因此 ， 他们收到的回信总是一封加盖了某部门公章的红头文件：“我们经过研究……”
美国人疑心更重：“我们”是谁？
中方的疑虑也很多 。 忧心中国技术能力不足的默沙东只愿承诺 ， 指导北京和深圳的生产线 ， 各自具备2000万支疫苗的年产能 。 但年产4000万支疫苗 ， 只够1000多万人使用 ， 无法满足防疫形势 。
僵局之中 ， 双方的主要负责人站了出来 ， 各自向前迈了一步 。 赵铠向领导说明 ， 依据他在默沙东的实地考察 ， 年产2000万支其实是默沙东的保守估算 。 在美国 ， 完全相同的生产线 ， 年产3000万支问题不大 。 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 因此忧心忡忡 ， 所以这条依着他们也行 。
一度感到沮丧的瓦杰洛斯也重新整理了心情 ， “我开始意识到 ， 两国国情是截然不同的 。 ”在他的推动下 ， 默沙东又放宽了一些条款 ， 比如疫苗引进后不得出口一项 ， 改成了“10年内只在中国大陆使用” 。
至于双方都很关注的质量问题 ， 中方一位负责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协议达成后 ， 我们就坐进了一条船 ， 有了相同的目标 。 大家要信任 ， 不是怀疑 ， 一起使劲儿往前划 ， 才能上岸 。
赢得信任靠的是能力
签约那天是1989年9月11日 ， 消息传到深圳时 ， 年轻人刘群感到很兴奋 。 他将被派往默沙东学习 。 在他记忆中 ， 那一年 ， 中美关系出现波折 ， 人们在猜测 ， 合作可能要“黄” ， 至少暂时没戏 。
康泰公司是深圳为承接乙肝疫苗项目而临时创建的 。 第一批人员到位时 ， 厂房还在荒地上施工 。 办公室则设在某间宿舍 。 一度无事可做的员工十几人租住在一间民房内 ， 以至于有警觉的警察半夜前来检查 。
派到美国的员工 ， 来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多是高级技术人员 ， 刚刚成立的深圳这家公司 ， 除了领队 ， 几乎全是年轻毕业生 。 这令美方十分担忧 。
刘群抵达美国后的某天 ， 默沙东负责该项目的一名经理问他们 ， “你们是工程师吗？我看不像 ， 他们才是工程师！”
经理指了指远处的北京团队 。
对于美国人的性格 ， 同样赴美的赵景杰也有自己的看法：人不坏 ， 性子确实相当直 。 一旦不按照文件规程执行 ， 美国人将文件往地上一摔 ， 扭头就走并不罕见 。 不过几小时后再见面 ， 对方又总是谈笑风生 。
“倒也没觉得被羞辱 ， 或许美国人也是想激我们一把 。 ”刘群说 ， 当时心里没任何芥蒂 ， 因为纯粹是学习的姿态 。 “确实不如人啊 。 我们自己心里都没底 。 ”
美国企业当时已经通行“标准作业程序”（英文简称SOP） ， 生产中每一环节所涉及的细节都被记录在一本厚厚的册子 ， 无论是学习还是操作 ， “只要按部就班 ， 很简单 ， 很规范 ， 不太会出错 。 ”刘群说 ， “对于中国人 ， 确实不算太难 。 ”
随着交往深入 ， 矛盾减少了 。 默沙东的员工开始轮流邀请中国人去家里做客或旅游 。 “中国人赢得信任 ， 靠的是能力 。 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很聪明 ， 也很好学 。 ”武阿妹回忆 。
低估了难度
美方代表前往中国时 ， 也遇到了层出不穷的挑战 。
武阿妹1984年出国留学 。 她当时以为 ， 8年过去了 ， 国内顶尖的疫苗生产机构 ， 条件应该不会太差 。 直到她惊讶地发现 ， 工程师们还在驾着马车 ， 手工搬运机械 。
美方意识到 ， 他们低估了项目的难度 。 “当时有两个相邻的冷库 ， 其中一个温度不够低 。 于是中方建议 ， 能不能在墙上凿一个洞 ， 用一根管子输送冷气 。 ”默沙东的工程师洪爱琳回忆 ， “我下意识想笑 ， 但是忍住了 。 于是说：好吧 ， 试一试 。 但如果不行 ， 还是再买台压缩机 。 ”
后来她问了很多中国人 ， 为什么想出这种点子 。 有人说 ， 经费紧张 ， 再买一台有压力 。
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黄种人 ， 洪爱琳对中国感到好奇又陌生 。 她偶尔和其他同事挤上北京高峰时期拥挤的公交车 ， 市民会争先恐后地给外国面孔让座 ， 请她转达欢迎之情 ， 尽管她压根儿听不懂普通话 。
她逐渐感觉到 ， 那时的中国对外国人无比热情 ， 十分希望展现自己的好；但这种心态本身又带来了隔阂 ， 要把那些敏感、伤害面子的问题藏起来 。
洪爱琳于2000年定居中国 。 她逐渐明白了中国人的“没问题”“不要担心”其实和美国截然不同 ， 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含义 。
“但在当时 ， 我们一群‘老美’不理解这些 。 只觉得你们说没问题 ， 实际又有问题；有了问题又不说为何要那么解决——那我们怎么帮你们处理问题？”洪爱琳喝了一大口水 ， 笑着说 。
对于洪爱琳的回忆 ，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位中层领导忍不住哈哈大笑 ， 谈起往事 。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 ， 是美方的专家咨询某个药品认证问题 。 事实上 ， 那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尚处盲区 。 他只能答复“我们还在研究”“我们考虑一下” 。 直到对面再也按捺不住火气 ， “你们怎么总在绕圈子！”
“我总不能告诉他们 ， 我们体制还不完善吧 。 ”这位领导叹了口气 ， “这确实说不清楚 。 ”
轮到美国人适应环境了 。 用武阿妹的话说 ， 美国人逐渐放弃掌控一切 ， 开始适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哲学 。
“美国人很快发现：一些问题 ， 北京的伙伴虽然不肯说 ， 但他们最后总能‘神奇’地自己解决 ， 实际上对项目也没太大影响 。 ”武阿妹看来 ， 在这一方面 ， 与其说双方实现了充分“信任” ， 不如说是充分的“了解” 。
默沙东内部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评估：硬件环境比想象的要差 ， 但中国人的能力和素质超出了预期 。 他们惊讶地发现 ， 中国的老工程师 ， 虽然未必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式工程教育 ， 甚至不会用电脑绘图 ， 却能用铅笔和尺子实现更高的精度 。
“其实很多美国人一辈子不出国 ， 连护照都没有 。 他们稳定、安逸的小镇也是闭塞的 ， 对中国并不了解 。 ”武阿妹说 ， 幸运的是 ， 他们意识到了这点 ， 并且试图改变 。 后来 ， 她索性做了幻灯片 ， 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 。
不是为了钱
因为这次合作 ，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普及了“SOP”“模块化”概念 。 “很震撼 ， 很先进 。 ”一位当年的年轻技师回忆 ， 以往接种疫苗经常引起发烧、呕吐等副反应 ， 其实是因为生产中存在轻微污染 。 只是搞不清坏在哪一步 。
周永东大学毕业后在所里负责质检、验证 。 第一次遇到默沙东的专家 ， 对方直接问：“这些器材都无菌了吗？”
“是啊 。 ”
“你怎么知道？”
“120℃高温消毒了30分钟啊 。 ”周永东一头雾水 ， 高温应该能保证安全 ， 大家一直这么做 。
“那你怎么证明无菌？”
“不是说了120℃……”
“消毒的证据呢？”
周永东恼火起来 。 后来他才知道 ， 对方的“刁难” ， 其实是为普及新意识作铺垫 。 “过去说高温了、紫外线照射了 ， 但万一哪天操作员偷懒 ， 手抖了 ， 漏了哪个角落 ， 没人能知道 。 ”
而美方带来的手册里清晰地写明 ， 高温蒸汽灭菌时 ， 蒸汽最难触及的几个角落一定要设观测点——放置温度计和变色试纸 ， 确认温度高到足够杀菌 。 灭菌结束 ， 还要在某几个固定位置再安放采集菌落的试纸 ， 培养后没有病菌滋生 ， 才算真的安全 。
周永东那时还参与的一项工作 ， 是将SOP手册译成汉语 。 由于生物医药领域此前鲜有标准化的尝试 ， 不少专业名词都让这位顶尖院校生物系的毕业生一头雾水 。 为数不多能参考的 ， 除了一本清华大学的化学工程词典 ， 还包括“两弹一星”工程的资料 。
“现在《中国药典》里很多术语 ， 也是那时留下来的 。 ”人到中年的周永东颇为自豪 。
“进厂房要穿鞋套了 ， 有人进去时总忘记穿 ， 还有人下班时穿着就走了 。 ”洪爱琳笑着回忆 ， 自己那时要守在门口一个个提醒 。
但作为美国人 ， 她在早期并没有意识到 ， 一部分职工并不喜欢改变 。 在她记忆里 ， 有的中方员工常说一句话：你们美国有钱 ， 开得起凯迪拉克 ， 我们有个自行车就不错了！
言下之意在于 ， 默沙东希望完全照搬美国工厂的工业化标准 ， 以确保项目可靠 。 但在中方一些人看来 ， 什么SOP、全自动机械 ， 好归好 ， 太浪费钱；不少零件 ， 用稍微差点但便宜的代替 ， 能节省出不少 。
在不少中方亲历者看来 ， 默沙东的专家来华 ， 本是指导者 ， 却被“学生”一而再地质疑 ， 内心也难免敏感 。 有人发现 ， 项目后来遇到困难 ， 美方专家总先下意识声明“不是我们的错误” ， 然后再考虑解决方案 。
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是 ， 默沙东一位专家曾和中方一位老工程师闲聊 ， 用英语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漂洋过海来中国吗？”
但老工程师英语不好 ， 词汇量有限 ， 着急半天 ， 只想出一个词：“For……for money（为了钱）?”
专家的脸色骤然大变 ， 摔门而出 。 几分钟后返回 ， 依旧面无表情 。
直到几天后 ， 再度面对老工程师 ， 专家认真地说：“我还是要声明一下 ， 我参与这个项目 ， 是因为中国的孩子需要保护 ， 不是为了钱……”
还有一次 ， 默沙东总部怀疑项目执行不力 ， 要求驻华负责人回美汇报 。 不少参与者都记得 ， 该负责人当时大惊失色 ， 不住嘟囔“完了完了 ， 要失业了”“咱们永别了” 。 此公爱好拍摄 ， 将平时记录的镜头剪为一短片 。 默沙东高层看了 ， 反倒觉得项目进展不错 ， 这才转危为安 。
多年来 ， 提及对这个项目的推动 ， 中美双方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一个名字——尤金·沃普勒 。 作为基因工程疫苗部分核心技术的专利持有者 ， 他是默沙东地位超然的科学家 ， 即将退休 ， 却又强烈要求加入这项“艰苦”的合作 。
他还有一个名字曰“王晋德” 。 他1935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农庄 ， 父亲既是传教士 ， 也是山西老乡口中的“农业专家” ， 母亲则是护士 。 接下来的10年 ， 沃普勒家族和众多难民一同流离于战场 ， 躲避着战争的威胁 ， 并尽可能帮助中国人 。
“中国是我的另一个祖国 。 ”尤金·沃普勒生前说过 。
当年在北京 ， 这位瘦高个儿的老人习惯披着白大褂 ， 穿着米黄色裤子 ， 晃着空空的裤腿忙上忙下 。 休息时 ， 他喜欢捧着装字母的纸盒和一堆饼干 ， 招呼中国的年轻人 ， 一起玩单词拼写游戏 。
洪爱琳记得 ， 一位年轻的中国技师曾经认真地问沃普勒 ， “您说把疫苗打在脚上 ， 效果会不会更好？因为脚底的穴位掌管内脏 。 ”
旁观的她心想：太尴尬了 ， 太荒谬了 ， 这怎么回答？
沃普勒的回答却很认真：我不知道 ， 因为没有试验 。 或许以后值得试一下 。
他没有笑 。
“我猛然意识到 ， 想当然地认为别人愚蠢 ， 本身就是一种无知 ， 因为你并不清楚对方的文化和经历 。 ”洪爱琳说 。
就像当年在美国的中国人最终取得了信任 ， 中国员工也清楚地记得：又高又壮的默沙东工程师为了检测 ， 会整个人钻进狭窄的仪器；他们也经常和中国人一起加班到深夜 ， 再扒着大货车的后斗赶回很远的住处 。
经过在北京一年多的磨合 ， 默沙东团队再去深圳完成相同的工作 ， 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 “在深圳 ， 一切都莫名其妙地顺利了 。 ”刘群说 。
不赚钱但最好的商业决策
1993年10月 ，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重组酵母乙肝疫苗车间正式投产 。 对于那场盛大的落成典礼 ， 从美国赶来的瓦杰洛斯已记不起太多细节 。 他记得两位中国小朋友在红毯上迎接了他 ， 他们都非常可爱 。
9年之后 ， 中国开始为所有新生儿提供免费的乙肝疫苗；2005年 ， 仅剩的接种费也被完全免除；2009年至2011年 ， 国家又连续为15岁以下儿童进行乙肝疫苗补种 。
中国新生儿及时接种首剂乙肝疫苗的比例 ， 1992年仅为22% ， 2013年攀升至91% 。 20岁以下人群的急性乙肝发病率 ， 则从2005年的5.14/10万降至2016年的0.88/10万 。
直到今天 ， 这项源自默沙东技术的疫苗因为成本低、可靠性高 ， 仍是中国防疫乙肝的最主要产品 。 深圳康泰则是国内乙肝疫苗供应量最大的企业 。
30年前签约时 ， 瓦杰洛斯曾预言：“这个项目将帮助中国在50年后消灭乙肝 。 ”
他后来还说 ， 虽然没有利润 ， 但这是默沙东在20世纪做的最好的商业决策之一 ， 它能拯救生命 ， 这家企业以往做过的任何事都无法与之相比 。
得益于乙肝疫苗 ， 中国今天的新生儿很难再感染乙肝病毒 ， 但1.2亿人的历史“欠账”还没有完全解决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4年的估算数据称 ， 全国约有9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 。 每年有30多万人因乙肝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疾病而死 。
与肝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辉院士说 ， 过去每月要花费上千元的乙肝抗病毒药物 ， 由于纳入医保 ， 价格已降到十几元 。 但由于理念等原因 ， 当前乙肝治疗中的一个障碍仍是难以做到规范诊治 。
据他介绍 ， 在八九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中 ， 经过诊断得知自己携带病毒的 ， 不到20% 。 而在2800万发展为乙肝病人的人群中 ， 接受正规治疗的只有两三百万人 。
在疫苗领域 ， 中国也还处于追赶状态 。 全球90%以上的疫苗市场仍被默沙东、葛兰素史克、辉瑞和赛诺菲这4家巨头占据 。 4家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到了营业收入的17% ， 而中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这一数据仅为2.8% 。 自主研发的疫苗仍然匮乏 。
30年后 ， 到北京那个被遗忘的疫苗车间去怀旧的人 ， 已经不多了 。 但赵景杰记得 ， 当时国内不少单位派人前来考察 ， 门庭若市 。 “这一个项目 ， 将我们疫苗制造的整体水平抬上了新的台阶 。 ”赵景杰说 。
对于如今的中美合作 ， 这场项目当年的亲历者们也有了不同看法 。 有些人觉得 ， 双方怀有的心事越来越多；也有人认为 ， 日益强大成熟的中国企业有了更多与国外交流的渠道 ， 有能力直接聘请国外的专家 ， 合作更容易了 。
但大家都承认的是 ， 作为一场自发的友好合作的产物 ， 乙肝疫苗项目带来的影响 ， 在历史的很多个侧面都留下了痕迹 。
默沙东通过这次与中国的合作 ， 赢得了全球性赞誉 。 中国市场也回报了这家企业 。 1992年 ， 默沙东成立了中国分公司 。
那场合作之后 ， 武阿妹立志“为中国的公共健康做更大的项目” ， 留在默沙东 ， 一度成为这家企业中国疫苗事业部的总监；洪爱琳现在是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管 ， 负责在华医疗领域投资；刘群则留在了康泰 ， 成为副总 。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30年间一直保持通信 。 重聚在当年工作过的园区 ， 人们围坐在一起 ， 看着老照片 ， 很快便有说不完的故事 ， 讲不完的笑话；有人带头哼几句 ， 这群人便合唱起当年一起学过的歌 。
2011年 ， 刘群也再一次前往默沙东总部 ， 商讨另一款疫苗的技术转让 。 从商务意义来看 ， 那是一次不太成功的会面 。
回国前 ， 他决定去看望尤金·沃普勒 。 他吃惊地发现 ， 沃普勒家里挂着一副中国书法 ， 正是自己多年前赠送的礼物 。
“之后我会离开这世界 ， 我的孩子也不懂书法 。 你应该把它带回中国 。 ”告别前 ， 沃普勒说 ， “这本就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 ”
刘群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 一切好像回到了过去 。
但时间只会匆匆向前 。 尤金·沃普勒 ， 没有赶上30年后在北京的聚会 。 2019年4月24日 ， 他病逝于美国 。
他参与研发的疫苗还在中国 ， 最早接种它的孩子很多都已成家立业 ， 按照30年前定下的合作计划 ， 他们的下一代在出生之后 ， 也在24小时内 ， 打上了这么一针疫苗 。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 程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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