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晚报」高以翔猝死背后折射出——AED及中国公众急救的尴尬 11月2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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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凌晨，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时突然倒地，随后被救护车拉走。中午12时许，高以翔经纪公司确认了他的死讯。随后节目组发表声明称，高以翔的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心跳骤停时，

　　抢救时间只有“黄金4分钟”

　　事情发生后，很多专家指出，在心跳骤停时，只有在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4分钟”内，利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才是最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然而，眼下在国内， AED的配备，还并不是那么普及，公众对它的使用熟练程度与国外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AED是一种急救设备，操作简便，可以为心脏病突发的患者进行电除颤，帮助发生心室颤动的病人恢复心律。及时除颤是迄今公认制止心脏猝死的最有效方法。在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四分钟”内，对患者进行AED除颤和心肺复苏，有很大的几率能够挽救生命。

　　救命用的“摆设”

　　从2006年开始，北京首都机场开始配备AED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三个航站楼共配有76台。采访人员实地调查发现，在2号航站楼的出发大厅内，两个问询处的旁边，各有一台AED设备。每一台都装在一个与消火栓差不多大的金属箱里，金属箱上有着醒目的“AED”字样和带急救图案的心形标识。金属箱内的除颤器完好，但箱子却上了锁。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钥匙在问询处人员的手中。在金属箱外的墙面上，还贴着一张“AED操作指南” ，用8幅图示和中英文双语，写明了使用方法。操作指南上着重标出， “本套设备仅供医务人员以及在心肺复苏和AED使用方面接受过培训的人员使用” 。

　　1号航站楼内，在出发大厅内安装的除颤器同样被上了锁。而3号航站楼的到达大厅内的3台除颤器都没有上锁，旅客可以自行打开使用。除颤器旁边除了操作指南，还有一本说明书。

　　三座航站楼的工作人员均表示，从没见过有人使用心脏除颤器。而在设备附近值班的机场工作人员虽然知道这是抢救用的AED设备，但对于具体的使用方法都不清楚。其中一人说，虽然允许旅客使用除颤器，但是他们更建议直接通知机场医院的急诊医生。 “急救医生都会携带抢救设备，比这种除颤器还先进。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首都机场管理人员说，实际上，对于机场来说， AED已经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 “有人认为我们装上了却没有人用，是一种浪费。但是目前的状况是，虽然我们有负责维护的人，真正需要用到它的突发状况极少，而且也确实没有人敢用。 ”

　　实际上，一台AED设备的有效使用范围只有直径100米的区域。在这个范围外，获取AED所需的时间就可能延误最佳抢救时间。而且AED设备每2至3年就需要更换粘贴式电极和电池。因此，那些被锁起来常年不用的AED设备可以说真的就是摆设。

　　不过，有76台AED设备的首都机场已经算是有据可查的场所中配备较多的地点之一。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目前已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除了首都机场之外，海口美兰机场配有15台，杭州在机场、车站、市民中心配备的AED共有15台，上海从2015年起在公共场所陆续配置了315台。

　　“傻瓜式”急救法

　　使用AED设备究竟需要什么技能？这其实没有一般人想象中那么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丽说：“AED设备其实就像傻瓜式照相机一样，它会给你语音提示，跟着做就行了。在发达国家，一般中小学都有相关的急救知识的培训，所以应用得很普遍，可以说几乎人人都会用。 ”

　　30岁的刘群英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平时的兴趣是跑马拉松。参加了三年马拉松赛之后，常常听说比赛出现猝死的案例，加上正好参加过公司组织的120急救培训，让他开始关注马拉松赛程中的急救问题。

　　2015年，刘群英成为一名马拉松赛道上的急救志愿者，也就是俗称的“急救兔” 。在上海马拉松赛事的急救小组中， AED已是标配。 “我们的志愿者都是持有急救证书的。目前上海有三种渠道能获得相关的证书，就是红十字会、上海市急救中心和AHA（美国心脏协会）授权的培训机构。 ”他说。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接受红十字会系统救护培训的人员达到1900万人。按照这个数字，我国群众性救护培训的普及率仅1.5％左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红十字救护员证”的有效期是三年，而目前情况下三年期满能够复训的人数统计并不确切，所以实际的普及率可能还要低。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说：“很多情况下，人的一命关键就在于第一目击者，他身边的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应急救护知识。如果他能马上提供帮助，那命可能就保住了；如果他要是束手无策，只能打120 ，在等待的过程中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间。 ”

　　刘群英表示，赛场之外，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到底要不要救人自己也还是要掂量一下的。 “我们经常强调的是，救别人之前也要看当时的场景对自己是不是安全。目前状况来说，没有一个法律保障急救人员施救之后是免责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可以看出，中国的应急救护，比起“不会救” ，更大的问题在于“不敢救” 。

　　呼唤“好人法”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急救法，来规范应急救护中造成的后果责任由谁来负。甚至仅仅从AED设备的配备与使用遇到的困境中，就能看出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缺失。

　　王海京说：“目前，国家对AED设备是作为医疗器械来备案的，根据《医师法》，这个医疗器械就只有具有医师资质的人才能使用。即使拿到了急救证，从法律上来讲也没有一个说法认定普通人可以使用。 ”

　　对于一般人要不要使用AED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李立东说：“在没有相关法律保护的地方，我们也确实不鼓励一般人去用这个AED 。像首都机场那些，医生敢用，老百姓谁敢用啊！只有相关法律出台之后， AED的使用才有可能大面积铺开。 ”

　　美国在1995年就立法展开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它是一项在公共场所安置AED ，并鼓励普通大众等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的普及计划。

　　此外，美国还有《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 ，俗称“好人法”）来保护每一位施救者。它包含了两个原则：一是义务救助原则，即人人有义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二是免责原则，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欧洲大多数国家、加拿大的法律中都有与《好撒玛利亚人法》相关的条款。

　　但在中国，目前只有深圳、杭州、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在探索这方面的立法。杭州在2014年9月26日审议通过了《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并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该《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公民发现急、危、重伤病员时可以拨打120电话呼救。鼓励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按照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全国首个明确急救免责的法律法规。不过《条例》也规定，必须“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才能够享有该权利。

　　2016年1月，《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也规定现场施救者对伤病员实施善意、无偿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造成被救护者民事损害的，其责任可予以免除。

　　刘群英最近关注的是《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审议。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该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 。多数意见认为，由于补偿资金没有落实，认定主体、程序等不明确，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市民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应当立即拨打‘120’专线电话进行急救呼叫。 ”“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

　　刘群英最关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持有急救证书的人，在急救中出现状况时， “我的急救措施到底符不符合正规程序，我要如何证明呢？有时候CPR（心肺复苏术）是有可能造成肋骨骨折的，但病人家属可能不会理解。 ”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