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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采■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增加了“战友们”三个字//联盟头条 http://toutiao.caoding.cn/

文/孙国林

抗战后期，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最密切，我党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国。周恩来代表我党早就提出，美国可以派一个观察组到根据地，但未得到回应；有很长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并不重视中共的力量，而是把国民党视为中国抗战的主力。直到1944年初，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发生转变，开始了与中共的官方之交。

中共高度重视美军观察组的到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官员戴维斯、谢伟思等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国抗日根据地考察；周恩来代表我党也提出过此议，但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问题。 1944年2、3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搜集日军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以种种附加条件进行阻挠和拖延。

这件事一直拖延到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又向蒋介石提出：美军急需得到华北和华中准确的军事情报，派观察组去延安是军事的需要，同政治问题无关。这样蒋介石才勉强同意。在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主持下，美军观察组迅速组成，成员来自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驻华使馆等方面。组长是戴维斯·包瑞德上校，他曾长期在中国担任武官，熟悉中国情况，汉语水平较高，当时是中缅印战区的情报官员。美国驻华使馆的政治事务官谢伟思和卢登也是观察组成员。

6月28日，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电告毛泽东，美国军事人员赴延安一事已确定，不久即可启程。毛泽东当即复电：“美军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

党史博采■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增加了“战友们”三个字。此前，延安有一个简陋的飞机场，只是偶尔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延安党政军民总动员，将东郊清凉山与延河之间的机场，重新整修。

党中央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我党首次遇到的、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 6月28日，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接待观察组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军事使团表明，现在我们需要合作抗战，抗战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出面接见和谈判。

以往我党与美国人打交道，是友好“交往” 。但美国政府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来，则是官方“外交” 。实际观察组级别不高，它并不办外交，但具有外交性质；它讲出口来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包括日、伪军的战斗序列和兵力，为将来参战做准备。但主要是了解我党领导的军队数量、战斗力、作战部署、装备和训练状况，以及在敌军和敌区的情报工作等。概而言之，他们的真实目的有三：一是观察中共抗击日军的实际能力；二是观察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三是观察中共对苏有无独立性。

为接待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军委外事组” ，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美国友人马海德担任外事组顾问，黄华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立即开始了工作。

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 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9人，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叶剑英、贺龙、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周恩来陪同观察组到南门外的边区政府交际处临时下榻。朱德亲往看望，表示欢迎。 7月26日，党中央为美军观察组举行欢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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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机场迎接美军观察组。

第二批美军观察组9人，于8月7日到达延安，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两批观察组成员合计18人，都暂住在交际处。几天后，他们搬进了延安北门外延河西岸的一排窑洞和平房内。他们架起了天线，开动发电机，在窑洞前升起了星条旗，迅速投入通讯联络和气象探测工作。闲暇时，他们打牌、唱歌、听唱片、参加外面的舞会。为联络方便，军委外事组的多数成员也住在这里。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改写社论

毛泽东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很重视，他亲自抓对外宣传工作，精心安排了一些“前奏”性的活动。观察组到来前夕，适逢美国建国168周年。为此， 7月4日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在延安的外国人以及中外采访人员团的采访人员们都出席。这一天，毛泽东特地指定《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毛泽东审读社论并提出修改意见。这篇论文对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也很赞许。社论中还有一段话，表达了我们对美国外交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条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

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8月15日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修改时所加的。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 “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因为经过7年抗战，我们终于被同盟国所认识， “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撑天，已经困难了” 。毛泽东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

为了使美军观察组尽快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从8月3日开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安排我军的高级将领，向他们作了有关敌后战场情况的全面介绍。此外，还召开了一些专门问题的座谈会，组织了各种参观活动。美军观察组向我方提交了他们所需的各种情报的清单，负责接待工作的叶剑英根据他们的需求，很快向各地区下达了详细指示。中央军委还决定在敌后各战区司令部增设联络处，专门负责向盟军提供战略情报的工作。

8月16日，党中央收到南方局的一封长电，内容是对我党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谨慎。对于国民党，罗斯福一方面不满意蒋介石的法西斯的倾向及抗战不力，一面仍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实行宪政的方法争取多数人拥护来和我们对抗。对于我党，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着很深的戒惧。美国绝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毛泽东对此意见是肯定的。这表明，当时我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活动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

制定党史上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

此前，我党冲破封锁与友好国家有一些联络，或是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都不是真正的外交，也没有制定过外交工作的文件。 8月18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草拟了党史上第一份《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经中央审议和毛泽东批准，下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执行。

“指示”明确指出：外国采访人员和美军观察组来边区，是对新民主中国的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 “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国际统战政策，在目前最主要的应是外交政策。目前外交政策的步骤是：军事上，在被允许和守法前提下，同盟国军事人员可以进入根据地，欢迎他们给予军事援助；政治上，欢迎同盟国在根据地建立外交机构；文化宣传上，与同盟国进行合作，欢迎他们设立通讯社或派采访人员来延安；在宗教方面，允许外国牧师、神父来根据地从事宗教活动，但不得反对我党和政府；在救济方面，欢迎美、英、加给我们医药和资金援助；经济方面，在互利的原则下，进行国际投资与合作。

这份文件，说明了我党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立场。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的，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合作，扩大我们的影响。他还指出，开展对美外交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我们的外交目前还是“半独立的外交” ，这是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挂着中央政府的招牌，我们的许多外交活动尚需经过它的承认。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冲破阻力，才能与同盟国进行单独的外交。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同时，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观察”了一个多月，对我党的印象很好。他们提出到敌后去观察，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 8月20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罗荣桓、张云逸等，告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拟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华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各地修建了简陋的机场，准备迎接观察组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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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26日，美军观察团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技术表演。

此后，美军观察组还派出了三个小组，到晋绥、晋察冀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了解轰炸工作实施之范围等。毛泽东及时将观察组的动向电告各地。

推动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944年9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个是放手与美军合作，同时也向美国说明援助我们的必要；另一个是在国民参政会和国共谈判中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这两个互相配合的决定，就是党与美军观察组交往的方针。 9月初，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和赫尔利抵达重庆访问；9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邱吉尔将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这都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在中外采访人员团和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希望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推动我党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发展，并借以推动停滞不前的国共谈判。

为了推动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9月9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对于开展与美军的合作，各抗日根据地是积极的，但也存有一些顾虑。毛泽东发电报解释说：我们应该对美军人员的到来表示欢迎，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则美我配合侦查敌情，有利现时轰炸日军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的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 。

党史博采■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增加了“战友们”三个字。在向美军提供帮助的同时，我党也慎重地向美军提出给予我军援助的要求。 9月8日，党中央电示董必武，要他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同时，代表我党我军向赫尔利等人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几天后，毛泽东又两次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说明我们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分配盟国援华物资，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分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后，一度出现了获得一些外援的可能性，因为美国人确实有求于我们。我党向美国提出援助问题还有其他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打破国民党在接受外援方面的垄断地位；另一个是测试美国与我们进行合作的诚意。不过，后来情况有所变化，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外援。

为了实现与美军的合作，毛泽东不仅制定了有关的方针政策，而且还亲自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 8、9月间，他曾指示山东我军迅速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报；指示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并说明这一工程必须由首长负责专门指导；美军观察组成员考林和琼斯赴晋西北、晋察冀考察，也是由他拟电向各地详细交代。毛泽东还批准陈纳德率领的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在我新四军五师所辖范围内设立一个无线电网。此外，像营救盟国飞行员（主要是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 ，我军共营救120多名美国飞行员），他也时常过问。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怎样从战略上做好准备，针对美军有可能在战争最后阶段在华东沿海大批登陆一事，毛泽东在8月下旬要求新四军总部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 11月初，毛泽东再次指示新四军，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要他们采取步骤，以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

坦诚合作深得人心

在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和我党其他领导同志，多次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谈话，坦诚说明党的政策，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使他们对我党的政策主张有更深入的了解，争取他们同情和赞助我党领导的抗战大业。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非常重要。从谢伟思的记述来看，毛泽东与他谈话的内容不仅包括国共关系，我党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更为长远的设想。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合作抗日。战后，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也直率的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外援的政策。他还警告说，这将促使蒋介石选择内战道路。这些谈话中阐述的政策思想，为我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时，我们与美军人员的关系相当融洽，我方的周密安排和坦诚合作赢得了他们的心。美军观察组人员认为，我方提供的材料“超出了他们的希望” 。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评价是：“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一位被我根据地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临走前恳切地说， “中国共产党前途之大，除苏联外无可比拟，而蒋介石的不进步为世人所闻。 ”他甚至表示，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向八路军进攻，造成内战；如八路军有所需要，他愿以个人的一切来相助。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们深受触动，这不是洗脑筋，而是大开眼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访问考察期间，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况，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其中仅谢伟思就写了50多份报告。这些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重视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但美国政府未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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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毛泽东、朱德应邀出席包瑞德授勋仪式。

10月5日，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统帅部对包瑞德授勋仪式在延安举行，表彰他在华工作的卓著成绩，毛泽东、朱德应邀出席祝贺。 10月9日，在八路军总部举办的舞会上，毛泽东和谢伟思谈了20分钟的国共关系问题，批评国民党的不合作态度，说我们有耐心，愿意等待。 10月10日，美军观察组应邀参加陕甘宁边区庆祝“双十节”招待会。中央对美军观察组，做到了有求必应，坦诚以待。这使他们了解了我党的抗战决心和内外政策，看到了我党的诚意和决心，愉快地工作着。

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

在与美军观察组的外交活动中，党中央坚持“积极合作，坚持原则，必要时进行斗争”的方针。大体情况是开始多友谊，后来多斗争；但这是针对美国政府，而不是对观察组。 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10月后担任驻华大使）来到重庆调停国共关系后，党对他扶蒋反共的态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经过4次会谈，终于在11月10日，艰难地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共有5条。但赫尔利和蒋介石言而无信，他们沆瀣一气，做了许多违反“协定”的事。

有鉴于此， 12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约见包瑞德，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竟至不欢而散。

他们一见面，照例是礼节性的握手、寒暄。双方坐定后，毛、周首先表示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指出：赫尔利支持蒋介石，背弃了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为蒋介石的反建议做说客。接着，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而交换条件是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我们不能接受。赫尔利说我们接受了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了大门” 。我们认为，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开始同意我们的条件，后来又要求我们接受国民党的条件，我们难以理解。五条协定中，我们已经做了全部让步，我们不再做任何让步。既然蒋介石已经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就我党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问题，致电王若飞，指出：因蒋介石态度强硬，无法实现联合政府， “故想将五条公之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实现” 。牺牲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高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但是，愤怒归愤怒，外交还要继续。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毛泽东、朱德在致电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的同时，致函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属，表示深切哀悼。另外，还派叶剑英、杨尚昆亲到美军观察组驻地，表示哀悼。对此，观察组表示感谢，并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报告。

此后，美军与我军的磨擦不断。 7月7日，中共公开向美军观察组表示：在美国未与中共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特别不准在敌后建立通讯机关。同时指示各地：要警惕其反共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指示说，最近美蒋合办之特种部队，已陆续派到敌后活动，如进入解放区，要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但仍招待其生活，并向延安报告请示。现留在晋绥、太行的美军各一人，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材料，停止供应。望各地注意执行。

日本投降后， 10月1日，美国海军开抵烟台准备登陆。 10月6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致函美军观察组叶顿上校，指出：烟台已无日军，秩序也已恢复常态。因此，美海军陆战队勿在烟台登陆。如强行登陆，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 10月20日，美军向冀热辽解放区推进。 26日，叶剑英致函叶顿提出严重抗议。此后，又发生数起美军强入解放区事件。党中央均提出严正交涉，指出：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尊重我方利益的条件下，欢迎与我合作；但有损我方利益时，则坚决加以拒绝。 12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议美军炮轰卢龙乡村惨案》，指出：美国陆战队两个士兵闯入卢龙乡村并开枪，是一个严重事件。我们抗议美军的残酷屠杀，并通知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一切美军。

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定，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此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活动逐渐减少。 1947年，国内战争更加激烈。 3月11日上午，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下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 3月18日晚8时，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转战在陕北。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两年的时间内，通过听介绍和实地参观考察，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战斗勇猛，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他们开始承认，中共是“强大的和成功的” ，将在未来的中国占主导地位。耳闻目睹的事实，使美军人员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们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外交工作“旗开得胜” 。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来访问，盛赞毛泽东延安时期预言的实现，赞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成为推动中美友好关系发展的积极分子。

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三个多月后，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飞抵延安，调停国共关系。那又是一幕情节曲折的大戏，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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