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半月谈|有好政策没获得感,梗阻何在?
编者按:
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是检验一项政策成效的最终标准 。 人们常说 ,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 , 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 这有一定的普遍性 , 但并不能完全概括一项政策出台后 , 群众没有获得感的原因 。 半月谈采访人员近期分赴福建、四川、广东、海南、山西等省份展开调研 , 了解基层政策落地情况 , 从具体案例剖析从政策制定出台到落地见效的全过程 , 梳理影响群众获得感的种种梗阻 。
半月谈采访人员 林超 李雄鹰 卢宥尹 赵叶苹 赵阳
光明网■半月谈|有好政策没获得感,梗阻何在?。政策制定梗阻:不接地气、太过教条、治标不治本
一些部门或地方在政策制定前对基层情况调研不深、了解不够 , 有些政策治标不治本 , 或是为了创新搞“新概念跑车” , 以上种种 , 皆因政策本身“先天不足” , 致使政策无法落地 , 群众难有获得感 。
采访中 , 有基层干部说:“负责政策制定的领导专家们 , 制定政策前要多到基层走走 , 到生产一线实地考察一下 , 听听老百姓的意见 , 不要坐在办公室里定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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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政策不接地气、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刀切” 。
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 从2017年起我国北至渤海湾 , 南至北纬12度的南海 , 开始施行最严格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 。 渔民普遍为休渔制度叫好 , 但认为目前的起始时间不接地气 , 存在“一刀切” 。
“去年4月 , 我看到一个码头上堆满了小鱼 , 只有小指头那么大 , 也不能上市 , 只能当饵料 , 看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 ”福建省一位渔民对半月谈采访人员说 , 闽南渔村有俗语“清明谷雨 , 大鱼小鱼当母亲” , 指的是4月前后大多数鱼类就开始怀孕、产卵 , 如果5月才开始休渔就太迟了 。
“从北到南 , 休渔海域的跨度近3000公里 , 其间数千种海洋生物的产卵期生长期都不一样 , 但休渔的开始时间都是5月1日 , 明显不合理 。 ”当地一位渔业协会会长认为 , 应根据各地鱼类重点繁殖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休渔时间 , 保护幼苗 , 如台湾海峡附近的休渔期应为4月至7月中旬为宜 , 他曾经也向农业农村部反映过这个问题 , 但没有得到回应 。
——有的政策制定太“教条” , 附加门槛不切实际 。
9月初 , 半月谈采访人员来到南方一山区县的吊瓜产业扶贫基地 , 看到一片示范园区的瓜棚用的是粗粗的水泥柱子和钢管架子 , 老百姓自己家的瓜棚用的都是竹子材料 。 园区负责人坦言 , 从成本和效益上考虑 , 实际上用竹子材料就足够了 , 为了拿到示范园区的补贴 , 企业才用了成本较高的材料 。
“沿海风大 , 尤其是可能遭遇台风直接袭击的地区 , 才需要这么粗的水泥柱子 。 我们这儿是山区根本用不上 。 但政策规定了 , 要拿到示范园区的补贴 , 就得按统一标准做 , 实际上验收完就没用了 。 ”一位村主任说 , 有的政策太“教条” , 还要求供水系统自动化、电脑控制温湿度等 , 造成不少浪费 。
——有的政策为创新而创新 , 搞“新概念跑车” 。
“区里要打造特色党建品牌 , 什么‘红色联盟工作法’‘12345工作法’ , 一套一套的 。 ”东部某省基层干部说 , 上级部门热衷于搞一些新提法、新政策 , 实际工作内容和方式并没有什么改变或创新 , 其实是包装材料、玩概念 。
2017年上半年 , 半月谈采访人员曾在南方某县级市调研 , 市里刚出台一项“创新”政策 , 相关内容几乎全市的干部都能背下来 。 可当2018年采访人员再去该市调研时 , 当地已因此项“创新”实在无法施行 , 换了新的政策 。
光明网■半月谈|有好政策没获得感,梗阻何在?。粤东某地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 , 大搞新“政策项目” , 要求每个乡镇打造一个上百亩农业基地 , 每个村要打造一个50亩连片农业基地 。 “一些镇村原有基础比较差 , 且不少是边远山区 ,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 留在家里多是老弱病残 , 搞这么大的农业基地谁来经营?”当地一副镇长表示 , 这一政策“创新”出发点是好的 , 但是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 , 难以推行 。
——有的政策治标不治本 , 引发群众不满 。
近年来 , 教育部门陆续下发数十次“减负令” , 以期减轻学生负担 , 然而却出现了一个较为尴尬的场面:校内减下去 , 校外增上来 。
许多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因此而加重 。 为了解决校外补习机构带来的课后负担 , 教育部门又针对校外培训下了“减负令” , 试图遏制校外补习机构的生长 。 然而家长依旧不领情:不补课怎么快速提升学习成绩?不补课难道任由孩子考低分上职校?不补课如何考上理想的大学?
许多家长认为 , 仅仅文件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 。 他们呼吁教育部门“要深入去研究学生负担难减的原因 , 从根源上治理学生负担重的问题” 。
政策执行梗阻:保障缺失、急于求成、层层加码
在政策执行层面 , 一些政策出发点虽好 , 但没有考虑实际落实条件 , 后续制度建设跟不上 , 导致落地难;一些政策在执行中急于求成 , 简单粗暴一刀切 , 引发诸多后遗症;还有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 , 基层只好层层对付……凡此种种 , 一些出发点很好的政策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 有的甚至被群众认为是“瞎折腾” 。
——配套保障缺失 , 政策落地难 。
三农主体贷款难、贷款烦、贷款贵一直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 , 为此 , 国家和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 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尽管现在农村土地经营权可做抵押 , 但如何对经营权估值、变现 , 仍是难题 。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 。
据某地农业局农村改革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 基层落实土地流转收益抵押贷款政策有难度 , 一是土地流转收益的评估体系不完善 , 农产品周期长、风险大 , 评估机构少 , 导致评估难;二是抵押物产权交易中心才建立 , 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制度指导 。
专家认为 , 虽然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 , 国家正在探索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四荒使用权等经营权转化成为更加具有资产属性和抵押效力的权利 , 但农村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缺乏专业评估人才和科学完整的评估标准体系、缺少集中且高效的交易市场、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 , 限制了这些权利转换为金融机构认可抵押物的能力 。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 , 某省2013年出台《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 , 其中明确要求树立“公交优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 , 提供资金、土地等要素支持和保障;各级政府每年要安排不低于1%的当年财政预算收入 ,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 , 重点用于运营补偿补贴等 。
该省一家民营公交企业反映 , 这份文件出台6年多了 , 当地政府一直没有落实配套政策 , 不仅没按文件规定给予公交运营性亏损补偿补贴 , 也未给予公交土地扶持 , 导致公交企业运行艰难 , 面临停运风险 。
——推进政策急于求成 , 简单粗暴 。
在各地治理大棚房时 , 有的地方为求快速“见效” , 不分具体情况强制要求“齐步走” 。
某基层农业部门负责人说 , 有的地方将建在农用地上超过一层的建筑物就认定为“大棚房” , 实际上很多都是建在政策允许的设施农业用地上 , 而且盖两三层也是为节约用地 , “这种超过一层就得拆的要求 , 让很多现代农业投资者损失惨重” 。
“治理大棚房非常有必要 , 但必须建立在调查清楚 , 分门别类的基础上 。 ”西部某分管大棚房整治的副县长说 , 实际操作中 , 划定一条线 , 不管合理不合理 , 就要基层去执行 , 这让他们很犯难 。
“这种现象在基层经常出现 , 背后也有政策执行层层加码的因素 。 ”一位基层干部坦言 , 为了体现对上级部署工作的重视 , 一些地方把倡导性、引导性工作异化为强制性要求 。 这种“齐步走”的工作推进方式 , 表面看“有魄力”“力度大” , 然而落实的真实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
——执行层层加码 , 基层苦不堪言 。
如有的省里相关部门制定了一项政策 , 政策出台的初衷和实施范围也讲得很清楚 , 或者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先实施 。 但这项政策到了市县以后 , 很可能就被“功利”地理解了 , 一些地方将“有条件”理解为必须要做 , 甚至考虑争优争先 , 不能输给其他市县 。 还有政策执行的时间 , 省里考虑的可能是两个月 , 但到了乡镇或者村一级 , 时间有时甚至被压缩到只有一两周了 。
这种做法看似在倒逼基层干事担当 , 实则造成一些政策举措无法真正落地 , 结果只能是“你能甩责任 , 我就瞎对付” ,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敷衍塞责、应付了事的不良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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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地梗阻:大包大揽、部门打架
半月谈采访人员调研发现 , 许多政策尽管顺利落地 , 但群众却无感;又或者政策虽然落地 , 但与其他政策有冲突 , 群众无所适从 。
——政府大包大揽 , 群众不买账 。
在部分惠民政策落地过程中 , 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强势介入基层自治事务 ,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难以走出大包大揽的思维方式 , “政府主导 , 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导”式的单打独斗 。 在政府强力主导、强势执行之下 , 农民群众的意见在一些地方乡村建设中“被绝缘” 。 村民认为 , 重金打造出来的村容村貌、大铺摊子搞出的政绩项目 , 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采访人员 , 过去 , 村里修条路 , 家家户户都会积极投工投劳 , 十分热闹;现在 , 农民都忙着在外打工挣钱 , 村里的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 。 半月谈采访人员在河南一村庄采访发现 , 虽然村里正热火朝天地改水、改厕、改路 , 却少见村民投工投劳的身影 , 村庄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请人在做 。
“基层干部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 , 村民却在一旁看 , 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 , 也是一种角色的错位 , 并由此引发了许多新问题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 , 乡村振兴不能政府包办 , 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 。 如果群众没有参与 , 基层政府花了钱、办了事 , 群众也可能不认可 , 不满意 。
——部门“打架” , 基层无所适从 。
基层反映 , 目前各个部门之间政策不协调现象依然存在 。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采访人员 , 基层与上级政策制定部门不一样 , 政策制定部门属于行业部门 , 只需要根据一个行业或者业务制定政策 , 但基层的执行部门 , 需要执行各个部门制定的政策 。 如果各个政策之间不协调 , 基层落实起来无所适从 , 群众因此受折腾 , 谈何获得感?
如农业部门多次发文鼓励种养结合模式 , 将养殖场的粪污、沼液作为有机肥还田 , 既能够减少环境污染 , 又能改良土壤 。 但由于“沼液还田”缺少相关执行标准 , 一些地区环保部门认为沼液还田涉嫌污染排放 。 部分农牧企业因为沼液还田技术做得好 , 既是农业部门的明星企业 , 也是环保部门眼中的“嫌疑犯” 。
“按环保部门的要求 , 沼液要经过处理后实现‘达标排放’ , 也就是说最后排放的液体COD(化学需氧量)要在200以内 , 但也就意味着什么营养也没有了 。 ”一位农牧公司总经理告诉半月谈采访人员 , 农业部门要求利用沼液的“肥力” , 但环保部门认为沼液的“肥力”是污染 , 企业常常左右为难 。
“没有执行标准 , 我们也很郁闷 。 ”南方一个山区的环保干部告诉半月谈采访人员 , 多少浓度的沼液可以还田 , 还田时要用什么工具 , 这些都没有相关标准 。 目前环保部门只能参考“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 要求沼液必须实现“达标排放” 。 “实现达标排放要加不少除磷去氮的药剂 , 成本高昂 , 相当于用一种资源去消化另一种资源 , 造成极大的浪费 。 ”(刊于2019年第22期《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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