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学生减负“困”与“阻” 6月26日,河北省内丘县实验小学

　　6月26日,河北省内丘县实验小学学生在参加无人机特色课程。近年来,该校推进素质教育,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教育活动中。新华社采访人员朱旭东摄

　　编者按:

　　近日,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浙江、宁夏、重庆、甘肃等地先后出台了新一轮政策,采取多种手段为中小学生减负。

　　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表达了对某些一刀切措施的担忧,认为在现行的选拔制度下,没有家长敢真正让自己的孩子减负,学校里的各种减负措施,反而加重了家长和学生的课外负担,把大家推向补习机构。

　　在朋友圈刷屏的《南京家长已疯》一文戏称,“宣传了这么多年的素质教育和减负,也没见学生负担变轻了,素质提高了。倒是觉得家长各方面素质高了不少,挑选补习班的素质增强了,自己辅导功课的素质也提升了” 。

　　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合理的课业负担是必需的,学习不可能没有负担。科学减负应当有增有减,把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着力激发培养学生兴趣,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那么,究竟什么是不合理的负担?学生学习“轻负高效”有可能实现吗?家长为什么会“抵制”减负?本期议事厅与“有问”合作,邀请部分教育界相关专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访谈嘉宾

　　王健: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

　　高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王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张敏: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

　　马海燕:杭州市上城区教育评估与监测中心主任

　　什么是应该减去的“负”

　　时间负担的减少相对容易实现,也看得见,于是减时间负担就成了减负主要举措。其次是减认知负担,比如降低考试难度。这些做法,本质上没改变负担源头,无法真正减轻学生负担

　　王健:合理的、必要的课业负担具备“指向清晰、梯度合理、作业量适中、与学生发展水平匹配”等特点。比如我们在小学阶段,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乃至背诵经典古诗词和美文,这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通过反复流利朗读,不但能理解文字表达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能奇妙地感悟文字背后的很多“韵质” 。

　　如果学生不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很难形成对母语的亲近感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求小学生不加以区分地背诵、默写所有的课文,这就成为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我们从来不反对记忆和背诵,我们只是反对不加以区分地机械地记忆和背诵。

　　高政:从政策文本上看,合理必要与不合理不必要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教师布置作业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什么?有教师会惩罚性地布置作业,比如反复抄写单词、生字、课文很多遍,这明显不合理。有的教师会提前超纲教学,让学生提前掌握,这也不太合理。

　　张敏:我认为以下几种情况就是不合理不必要的课业负担:一是大量的惩罚性质的作业、简单重复的作业、低效无效的作业;二是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年龄特征的超度超纲“抢跑”;三是压榨学生正常的睡眠、运动、阅读时间,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刷题培训;四是各任课老师之间缺乏协调,虽然单科作业适量,但总量对学生来说就是巨大的负担。另外,也不应该布置要求家长完成的作业。

　　比如山东某公办小学一年级,入学才三个半月,一个周末就布置了整整八大项作业。大量的机械重复的抄写,大量额外的试卷、教辅材料,这还只是语文单科的作业。这严重违反了教育部关于“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的规定。即便在很多家长和老师看来,一二年级可以有适度的书面家庭作业,但这样的作业量也大大地超过“适度”标准了。

　　学习是需要做作业练习巩固的,但所有违背生命成长规律,不惜以牺牲孩子身心健康为代价抓学习成绩,都是以学习之名扼杀孩子的学习能力,都是反教育。

　　马海燕:学生的负担是否合理,要根据学生的抗压能力和学习效果而定,即要在学生能承受的范围内,长期这么做不会对学生的身心产生伤害。

　　比如对于初中生,做作业做到了11点。偶尔一两次,不是负担;学有余力,继续在某个领域深入学习,也不是负担;某个阶段,比如为了某项比赛做准备,学到晚上11点,也不是负担。但长期晚睡,身心疲惫,就是不合理的负担。

　　作业太难,学生努力了还是不会做,也是不合理的负担。反之作业已经掌握了,还要重复做,更是不合理的负担。

　　再比如,学生各有所长,有人擅长逻辑思维,数学能考满分,可他没有语言优势,语文得不了高分。如果逼着学生多上课多刷题来提高语文成绩,学生的语文成绩也许提高了五分,但他为此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学习,也是不合理的负担。

　　时间负担的减少相对容易实现,也看得见,于是减时间负担就成了减负的主要举措。其次是减学生的认知负担,比如降低考试难度。这些做法,本质上没改变负担源头,无法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

　　我们监测的结果表明:最有效的减负,就是减缓学生的负担感受,也就是让学生不认为是负担。学生学业负担感受越重,学业成绩越低。当学生愿意学,不认为作业多,不觉得考试多,不为考试结果焦虑,不觉得父母的期望是压力时,学生的负担感受就轻,学习成绩就好。

　　“轻负高效”真能实现吗

　　“高效”是有可能的,通过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可以实现高效的教学。但“轻负”比较困难,因为好的教育资源是稀缺资源,是竞争的结果

　　王健:我认为“轻负高效”这个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想真正实现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

　　首先,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目前还是唯分数论,没有真正摒弃教育GDP 。不管出多少减负红头文件,只要政府官员心目中那个升学率在,真正意义上的“轻负”就很难实现。

　　其次,即便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放弃追逐教育GDP,老百姓内心深处答不答应?当大多数人都焦虑着的时候,“轻负”也容易成为口号。有的家长嘴上喊着“轻负”,实际却通过辅导机构或者主动加压来强化孩子的应试训练,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最好别人都去减负,自己孩子就可以超然而出。

　　第三,教师队伍的素养也制约了“轻负高效”的实现。目前,大多数教师没有受过专业的命题和作业设计训练。师范院校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这都是空白和薄弱环节。没有这样的训练,布置的作业怎么能有精准的指向、适切的匹配、合理的梯度、可以选择的多种形式?

　　所以,要减负,必须要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让教师的教学能够更加精准、更加高效。而要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需要优化教师教育体系,更需要增强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高政:“轻负高效”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做到精准作业,有的放矢,针对每个孩子的学习特点和知识掌握基础布置作业,避免无意义的重复。

　　另一个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高效。在课堂上就把大部分问题都讲清楚讲透,学生自然不需要做很多作业来加深理解。

　　王捷:“高效”是有可能的,通过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可以实现高效的教学。但“轻负”比较困难,因为好的教育资源是稀缺资源,是竞争的结果。

　　最极端的情况是,所有的孩子都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比拼,就是智力和学习时间。真要“轻负”,要么把时间交给学校,并严格监管学校的教学安排;要么就是社会分配能够实现全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也就是劳动分工虽然不同,但这种不同不会带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我想,前者是近期方法,后者是远期方法。

　　张敏:在学校教学一线确实有个别“轻负高效”的老师,这是基于老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良知,但对大多数学校和老师来说,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真正的“轻负高效” 。

　　他们面临的挑战有教育的顶层设计、教育的评价、整个国家的用人导向、中高考制度的优化、学校及班级规模的适度、教师素质的提升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改进,“轻负高效”就是一个高调的口号。

　　马海燕:我觉得现实中实现“轻负高效”很难。现在的基础教育,整体就是超负荷学习。只要能学,所有学生都在拼了命地往死里学,全社会对“高质”的理解,都简化为要考高分。那些“轻负高效”的典型,很容易被“高负高效”的群体超越或淹没而不被发现。

　　其次,“轻负高效”,对教师的要求很高。要对知识融会贯通,有整体的学科知识框架,能对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习方法做出判断,再把知识转换成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教学。他们还得懂学生心理,善于调动学生,让学生能投入到学习中来。

　　现实中这种老师有,但坚持不易。相比较而言,“高负高效”的教师,还会因为负责任、肯投入等师德因素,更被社会认可和传颂。

　　家长为何要“抵制”减负

　　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这些问题不解决,单凭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去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家长肯定会通过报班等方式来给孩子学习加码

　　王健:家长“抵制”减负,实际上折射的是家长对减负政策稳定性、持久性、落实性、成效性的不信任。

　　过去各类减负政策朝令夕改的教训都在,没有让真正守规则的家长有获得感,反倒是偷跑、抢跑的人得益,所以家长内心深处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通过升学评价制度的综合改革,让真正守规矩的家长有获得感、让盲目训练的家长没有机会钻空子,这是我们教育政策设计者值得深思的问题。

　　高政:学业负担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原因。根据我的研究发现,社会分层、基尼系数、社会保障、文化传统等等社会现实因素,才是学业负担重的根本原因。教育除了培养人,还承担着筛选和选拔的功能。

　　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教育系统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不解决,单凭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去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家长肯定会通过报班等方式来给孩子学习加码。有些北欧国家学生学习负担之所以低,和高福利社会、低社会分化高度相关。

　　但凡学业负担较重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社会保障有待完善的国家。所以家长“抵制”减负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

　　王捷: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不仅是中国,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文凭是一种硬通货,我们用它来获得工作机会,获得社会地位,形成社会分层。

　　我国的文凭是通过考试取得。考试成绩主要取决于智力水平、教和学的方法,还有学习时间。如果智力水平、教学方法相同,学习成绩就取决于学习时间。

　　我们讨论的学业负担,主要就是学习时间的问题。只要基于文凭社会的考试制度还存在,我们就很难苛责家长希望延长学习时间是不合理不必要的。

　　因为,文凭的供给是有限的,需要筛选,需要竞争。到社会经济发展更为充分,干任何工作都能过上体面生活时,为了孩子所谓的将来逼孩子长时间学习的家长会大大减少。

　　面对文凭社会,“抵制”减负是家长的理性选择。家长的焦虑、学校的焦虑是担心别的孩子“抢跑”,别的学校“抢跑”,是一种囚徒困境。

　　我不认为仅靠家长和学校就能减负,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政策和教育制度。均衡的学校、均衡的师资、相同的学习时间,让家长、学校不担心别的孩子“抢跑”,就能减负,就能缓解焦虑。当然,最终还是要靠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向更为公平均衡的社会。

　　张敏:在实际的操作中,家长成了减负最大的阻力。最爱孩子的家长,为啥要“抵制”本为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减负,使得越减负负担越重,陷入一个死循环,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高校改革不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实质性的提升,社会的用人导向不扭转,家长的“抵制”会愈来愈强烈。

　　马海燕:过去,全社会认为学生负担重、作业多、起得早、睡得晚,认为学校教得太难学得太多,于是从学校开始减负,减作业、保睡眠。当学校开始三点半放学,开始少留或不留作业时,学生的负担还是重,他们还得完成大量家长布置的作业和培训班的作业。当家长不得不费神费钱把孩子送去培训班时,便又希望学校能恢复部分负担。我想这就是这一轮减负背后家长“反对”的心声。

　　体育为何在减负中加码

　　减负过程中体育的加码是好事,但也要保证公平。特别是如果体育要进入考试的话。要考篮球,就要让所有孩子都有免费学习打篮球的机会。要考高尔夫,就要让所有孩子免费获得学高尔夫的机会,拥有练高尔夫的装备

　　王捷: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学习时间进行控制,因为这涉及到儿童的身心健康。教育政策需要防止大家过分看重短期利益。保证孩子的睡眠、体育锻炼和社交时间,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时间。

　　因此,减负过程中体育的加码是好事,但也要保证公平。特别是如果体育要进入考试的话。

　　要考篮球,就要让所有孩子都有免费学习打篮球的机会。要考高尔夫,就要让所有孩子免费获得学高尔夫的机会,拥有练高尔夫的装备。

　　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考试手段以及公平的评价标准。当然,这些技术问题在当今时代其实都比较好解决。比如引入人工智能作为考官,就是一个有趣但可行的方向。

　　张敏: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6到12岁,是脑缘系统发育的关键期,与人的情绪、运动、血压、血糖相关的神经系统主要在这个期间发育。很显然,中国小学阶段惨烈的分数淘汰、过量的作业、差生等侮辱性命名,对脑缘系统的发育造成了干扰。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统计:中国与芬兰的学生成绩相近,但是中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长比芬兰学生多20多个小时;与此同时,中国和芬兰分别是校外学习时间最长和最短的国家。

　　中国学生的学习效率相当低,学生的多余学习时间,可能“恶补”了很多知识性东西,但是并没有转换成学业综合能力。保障孩子的睡眠和更多的户外活动很重要,但在学业压力下,似乎目前口号大于行动。

　　现在大家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体育,这是好事。但目前除了用体测、中考来推动体育,别无他法。体育一旦进入应试化的通道,很可能也会成为伤害孩子的工具。

　　比如,现在有的学校非常重视跳绳,但如果强制要求孩子必须每分钟跳到多少下,他们就很难从运动中感受到愉悦,更多的是痛苦。

　　当前的体育加码,可以先从让孩子们下课能走出教室做起。体育应该成为学校最重要的学科。学校要多管齐下,上好每节体育课,开设各种体育社团,举行各种体育赛事,科学评价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