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性别政治和零和博弈：滴滴顺风车上线事件教会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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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历经波折的滴滴顺风车 ， 在整改数月后 ， 终于又上线 。 一石激起千层浪 ， 滴滴的顺风车新规遭遇了“女性歧视、差别对待”等批评狂潮 。 24小时后滴滴紧急发布了新的规条 ， 不论男女 ， 晚8点之后一律无法使用顺风车 。
要理解这件事 ， 仅仅就事论事 ， 很容易陷入到自说自话的怪圈 。
《圣经》中说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
一、产品有风险 ， 企业怎么办？
1984年 ， 一位名叫乔伊·格里菲斯的两岁小女孩爬上她祖父的活动躺椅看动画片 。 就在某一刻 ， 她陷入可折叠的搁脚板和座椅之间 。 搁脚板卡住了她的头 ， 她开始窒息 ， 结果这个幼童的大脑受到了永久性损伤 ， 从此成了植物人 ， 躺在医院里 。
1985年6月 ，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全国消费者警报》 ， 提醒消费者注意让格里菲斯窒息的那类靠背椅 。 对与要不要强制企业更改设计 ， 各方则未达成协议 。
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沃伦·普鲁内拉（Warren Prunella）做了一些计算 。 他估计有四千万张椅子在使用 ， 每一张都用了十年 。 据估计 ， 修改规定每年很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 。
由于委员会在1980年市场成本核算决定了一条生命的价值为100万美元 ， 而修改规定的好处只有1000万美元 。
所以在12月 ， 委员会决定不必要求椅子制造商修改产品 。 也就是法律并没有对企业的产品做出要求 。
有趣的是 ， 最后椅子制造商自愿改变了他们的设计 。
这个故事提醒了智能相对论及大伙 ， 经济学家的计算依赖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 ， 对于企业来说舆论也会对企业行为有很大影响 。
对于企业只要在成本可控的状态中 ， 提供有风险的服务就是可以接受的 。
而且市场经济中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产品 ， 且更加安全的产品则有更高价格 。
在滴滴第一版的新政策中 ， 也经历了一系列风险和收益核算 。
以下是滴滴心路历程 。
二、零和博弈：走向极端的性别政治
由于人性的高度不确定性 ， 滴滴顺风车整改开放后 ， 面临如下的选择 ， 彻底开放深夜顺风车 ， 那么即使有一位女性遭受到的侵害 ， 可能受到舆论惩罚的滴滴的损失将可能是无限大∞ ， 而其经济收益仅仅是固定的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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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如果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车 ， 其风险是可控的Φ-β ， 收益只是X-α 。
分性别来看 ， 滴滴面临的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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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性乘客彻底放开顺风车和不放开顺风车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 ， 而且风险都为Φ ， 禁止后收益还有所降低（X-α） ， 所以放开是最优选 。
对于男性乘客来说 ， 半夜打车和半夜不打车的风险基本一致 ， 但是半夜不坐顺风车的收益则会略有下降（X-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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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滴滴来说 ， 女性乘客彻底放开顺风车后 ， 由于人性的不可控 ， 女性难免受到侵害的风险 ， 参照浙江乐清事件的结果 ， 对于滴滴的风险接近无限大 ， 而禁止女性半夜搭顺风车 ， 风险立即回到可控状态 ， 而收益略微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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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乘客来说 ， 如果选择半夜打顺风车的风险 ， 根据统计学 ， 人一生遭遇严重犯罪的概率极小 ， 接近于零 。 对于女性来说 ， 半夜乘车的风险稍有增加 ， 但是没有实质的影响 。
就像我们不会因为交通事故的影响而放弃出门一样 ， 经济收益上看 ， 半夜打顺风车的收益略高（X） ， 因为乘客省了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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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 ， 对于滴滴来说 ， 开放女性乘坐顺丰车的风险∞＞放开男性半夜打车的风险Φ＞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车Φ-β 。
滴滴选择了市场经济成本核算思维 ， 让自己的风险最小化的决策——禁止女性乘客乘坐午夜顺风车 。
可惜棋差一招 ， 新政策冒犯了对性别政治异常敏感的社会群体 。
三、花剌子模的信使带来的坏消息
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里有一篇经典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
其中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 ， 据野史记载 ， 花剌子模国有个奇怪的风俗 ， 国王如果收到了好的消息 ， 那么报信的人会被嘉奖 ， 如果收到了坏的消息 ， 报信人则会被砍头 。
面对滴滴事件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 ， 批评者就像是故事中不能接受事实的国王 。
这里花剌子模的信使为我们带来的坏消息是：
女性面对这个世界遭遇被侵害的风险确实要高于男性 ， 深夜顺风车对女性潜在的侵害风险 ， 滴滴有责任作出规制 ， 但是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
滴滴新规范的逻辑是恰好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 深夜的顺风车对女生的确有风险 ， 但是滴滴也给出了备选 ， 女性乘客可以选择更高安全系数的专车 ， 或者不选择滴滴的服务 。
问题在性别政治群体的“我可以骚 ， 你不可以扰”的思维逻辑中 ，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市场经济思考方式是完全失效的 。
甚至在浙江乐清事件中 ， 舆论沸腾中滴滴遭受到的谴责要大于罪犯受到的谴责 。
在热衷性别政治或者“女权主义”群体对舆论的鼓动下 ， 经过了乐清事件之后 ， 滴滴和女性乘客在深夜顺风车问题上 ， 面临着完全不对等的风险 。
花剌子模的信使告诉我们：犯罪在一个社会是有固定的比例 ，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正常的、必然的现象 ， 是一种社会实在 ， 更与道德无关 ， 是一种自然的产物 ， 而女性确实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先天的要大于男性 。
而性别政治的真实要求就是：
如果无法得到彻底的安全（事实上也不存在） ， 那就也要彻底实现两性在结果的平等（都不要乘坐午夜顺风车） ， 而不论这种对于舆论的操纵——是否伤害了男性乘客选择的权力 ， But——who care！
滴滴事件 ， 各方博弈后以一种零和博弈的结果实现了最终妥协 ， 在这场闹剧中 ， 本质上没有一个赢家 。 每一方最终的收益都为X-α 。
对于消费者和滴滴来说 ， 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纳什均衡 ， 因为滴滴的博弈对象是一个模糊的“性别的名义” ， 追求的是低效的“结果平等” 。
感受大于事实是这种性别政治的主要特征 。
而大众对于性别差异现实的认知 ， 或许有更长的路要走 。
文丨智能相对论 ， 作者丨编程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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