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核恐怖平衡及危如累卵的长和平狂暴之心|军事历史|二战|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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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文

2016年，美国泰斗级学冷战学史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接受采访时，悲观地认为，当代世界正在显出可能比冷战更糟的征兆，他说：“首先，冷战得让它冷着……不是，现在没有冷战……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那种状态……”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战前的欧洲为这个世界开启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仍有必要认真对待加迪斯30年前关于冷战这一别出心裁的观点：那是一个长期和平时代，冷战至少不是热战。加迪斯这部论文集《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便是他这一观点的汇总，虽不及他另一本名著《冷战新史》那么系统，但这一主题却是他最重要的创见之一。

虽然加迪斯的冷战“长期和平”论并非学界共识，比如去年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保罗·托马斯·齐柏林出版了《冷战杀戮场：重新思考长期和平》，就认为加迪斯的视角容易忽视冷战时期因为代理人战争等各种暴政和军事冲突所造成的1400万受害者。齐柏林的视角显然更个人主义，他的观点和加迪斯的观点其实互补，并不相互否定，毕竟，冷战避免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热战是个基本事实。

一

「经济观察报」核恐怖平衡及危如累卵的长和平。加迪斯对当代世界忧心忡忡，而30多年前，他对这个世界忧心之中却有着古怪的欣赏，虽然这种欣赏在其自身是苦涩和无奈的，于他人则甚至可能让人不快。在这本《长和平》中，加迪斯归纳了冷战造就长期和平的一般要因，它们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各项：1.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2.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3.美国率先发明并且使用过原子弹带来的自律；4.美苏的核恐怖平衡；5.美国对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利用；6.美苏双方对透明度的相互忍受；7.虽不彻底但高度的经济隔绝。

俄国19世纪的杰出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在其名作五卷本的《俄国史》中，曾有一段探研俄国史方法论的心得之谈。他说：“移民和国土的开拓是我国历史中的主要事情，所有其余的事情都和它们有或近或远的关系。 ”可以说，直到现在俄国史的核心依然是开疆拓土问题（吞并克里米亚便是最近的例证）——冷战的起源当然也与此密切相关，苏联尤其是冷战初期，对占领扩张的热衷在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其实表现得更为贪婪。不过，加迪斯不很强调苏联继续开疆拓土的强烈欲望，他更在意的是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冲动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加迪斯认为，自1780年就开始交往的俄美两国，在最初的时候虽然总体上是比较友好的，但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冲突——即使这种冲突更多不是来自地缘，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只是双方都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因此，分歧并不那么显眼，而且能够解决。一战以后，随着美国开始介入欧洲事务，俄国十月政变带来的冲击，美俄关系中开始突降冰霜——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予承认。随着苏联的日渐壮大，美苏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越来越烈。美国的民主共和观念虽然并没有苏式意识形态那样咄咄逼人，但它同样具有强烈的布道冲动，于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在裹挟着利益的同时就变得日益尖锐。 “二战”盟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之所以如此脆弱，就是因为此。加迪斯援引了威尔逊总统给20世纪美国外交奠定部分精神气质的理由：“一国国内的极权主义会产生对其他国家的侵略。 ”可以说，警惕、防范、抵御、遏制极权，是20世纪美国的一项基本外交战略。虽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个时期奉行的政策和采取的策略也并不相同，但原则是一致的。理解冷战的起源，至少应当追溯到一战结束便是这个原因。了解这一点，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后续两国关系中那些或惊骇或微妙的相处方式。

正如罗斯福最初对斯大林寄予期望，力排丘吉尔的警告，去世前两周才醒悟“斯大林没有履行他在雅尔塔做的任何一个承诺”；接棒的杜鲁门初主白宫时，也同样误解了斯大林，认为他是值得信任的。这一状况没有持续很久，随着苏联在东欧的急剧扩张态势，到1946年3月，杜鲁门即使对斯大林个人还抱有幻想，至少对苏联不再抱有期待。虽然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大卫·麦可洛夫，并不认为他的这一状态与不久前接到的乔治·凯南长电报有多大关系，而是哈里曼灌输了一年所起的效果，但应该说，这可能是个综合的效果。也许真正对杜鲁门外交战略直接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6年9月由乔治·艾尔西基于凯南长电报基本精神执笔的《克利福德-艾尔西报告》，即《美苏报告关系》。这份十万字的报告所揭示的态势比凯南的长电报更为惊心动魄，它直接催生了后来著名的“杜鲁门主义”（1947）。这成为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灵魂。

上述冷战形成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要素便是，加迪斯强调的冷战首要条件，即苏联向全球推广意识形态的行动。正如乔治·凯南长电报里所强调的，苏联的这一意识形态运动将消灭一切伦理原则，而这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苏联及其领导人从试图信任到感到恐怖以及最后全面对抗的根本原因。《克利福德-艾尔西报告》中详细记述的苏联在世界各地的领土扩张活动，也正因为是包裹在意识形态外衣之下，从而显得更加怵目惊心。如凯南所强调的，对待苏联应当以大夫对病人的方式，不能以常人常理推断。因此，虽然以自由民主共和理念的各类学说共性而言，自由民主共和观念因其非封闭性而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但当面对某种极权主义时，它的坚韧性甚至封闭性也将出现与极端的意识形态相似的姿态。这既是事态所需，也是避免被极权主义吞没的必需。

二

形成冷战特别重要的要素之一，在加迪斯看来，显然是美国率先成功制造了原子弹，并且以此结束了二战。在使用了原子弹之后，杜鲁门意识到，核武器与历史上所有新发明的武器都不同，它的杀伤力之恐怖不仅在于威力超强，还在于它不区分军人和平民、军事设施还是民用设施，它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它无法实现克劳塞维茨所谓的军事从属于政治的宗旨。杜鲁门因此取消了军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决策权必须在总统手中。在后续的遏制战略中，美国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自律地取消了核武器的使用。

尤为重要的是，苏联并没有因为美国拥有了核武器就停止扩张的步伐——虽然原子弹显然也让他放缓了步伐。用斯大林的说法，原子弹只能吓住懦夫。美国政府对核武器的评估也认为，这种超级威力的武器并不会让苏联投降，只会让他们更为同仇敌忾。更为重要的是，对核武器的伦理评估，同样使得美国政府认为，轻易使用核武器将遭到全球舆论的唾弃，这对于一个民选政府而言当然是个灾难。设若原子弹最先是由苏联拥有，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就很难想象了。

加迪斯认为， “核威慑是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行为机制” ，造就冷战长期和平的最重要因素是美苏双方的核恐怖平衡——虽然苏联于1949年成功制造原子弹后，双方的核实力从未真正达到势均力敌，但苏联对美国的这种核实力落后，并不妨碍双方形成实质上的核恐怖平衡。因为美国在核武器上的伦理自律让它的核实力大打折扣。而即使如此，双方的核武器毁灭双方都已完全够用，并且这种两国的相互毁灭与毁灭这个星球之间并没有根本差异。核恐怖平衡，由此成为冷战史专家们几乎一致公认的两大超级大国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制动闸，美国并不仅仅自己不再使用核武器，并且阻止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当年美国阻止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企图，也是出于对核武器的基本伦理判断。

在《论大战略》中，加迪斯笔下的大战略家也包括乔治·凯南。凯南是公认的遏制战略的创始人和总设计师。在那份8000字的著名长电报中，乔治·凯南认为，当时美国民众由于对苏联的不了解而导致了过度的恐惧，他认为共产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尝试在美苏之间打入楔子，并且如果对苏东阵营持续施压，就会导致其内讧。后来“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计划书就是凯南率领的团队完成的，它不只是一个经济上拯救欧洲的计划，更是遏制战略的一个具体尝试。按加迪斯的看法，斯大林掉进了遏制战略的陷阱，它使得苏联因为需要经济上支持自己的卫星国而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上的匮乏，导致了东欧卫星国对苏联长期的不满。铁托对斯大林的反抗，验证了凯南关于东方阵营内讧的预言，美国的应对方式是不对铁托示好，也不幸灾乐祸，只是继续施压。

除了上述这些显然的重要因素之外，还有两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因素也是促成冷战和平的要素。即加迪斯强调的苏联逐渐适应了双方相互高空侦查（卫星侦查机制），以及经济上虽非绝对却高度的隔离。

由于苏联实行一种高度封闭的情报体制，外界很难了解苏联的各类信息，但是，苏联发现美国对自己的侦查，有利于让美国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可以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于是开始忍受这种透明度。而这种透明度是互惠的，美国也同样允许苏联了解自己的部分实情。这种默契只是在双方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存在，并非正式的制度，因此并不稳定。但加迪斯认为，无论如何，这虽然带来敌对，同时却增加了和平系数。

美苏经济上虽不绝对却高度的隔离，在促成和平方面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人们的常识认知。但正如加迪斯指出的， “它们相互独立的程度本身构成了对两国关系稳定的一种结构性支持，不论其各自政府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因为“美苏之间只有很少的经济杠杆可用”——换句话说，因为经济依存度极低，所以经济战没什么可打的。

加迪斯考察冷战史所得出的所谓“长和平”理论，虽然在学界一直都有质疑，但依然有着极强的解释力。事过30多年，后冷战时代都被认为即将终结、新冷战似乎马上要开启的今天，重新探研冷战史上的种种问题，绝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当年的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对今天有着镜鉴价值。

「经济观察报」核恐怖平衡及危如累卵的长和平。没有意识形态冲突的一战前状态危险，还是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冷战危险？历史给出过一次答案，但那次答案并不能包打天下、统摄未来。加迪斯也认为，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