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我和我的祖国》总制片黄建新：7个单元做到气质贯通 10月1

10月1日，全国人民都沉浸在首都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的收看和热议之中。饶是如此，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自9月30日公映以来，已取得了超8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佳绩，位居国庆档票房之首。据猫眼专业数据预测，该片内地票房将会达到30.81亿。

黄建新导演在今年国庆档也是忙不迭地跑通告，这在电影制作人群体中恐怕是独一份的辛苦。他不仅监制、联合执导了《决胜时刻》，更是眼下正在热映《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制片人。其实，从十年前担任轰动一时的电影《建国大业》导演起，他还执导了稍后的电影《建党伟业》，以及担任电影《建军大业》监制，可谓全程参与、见证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主旋律电影的演进与迭代。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首映礼上，黄建新导演插空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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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新

“这7个单元只要做到气质贯通，电影就成了”

澎湃新闻：刚才映后见面会上，你发言中提到几位导演共同执导，再以相应的单元组合在一起的电影不多，成功的更少。能否具体谈谈你对之前类似案例的研判？

黄建新：以往也有导演拍过一些短的片子，比如凯歌导演、王家卫导演他们就曾经为戛纳电影节拍过几分钟的短片。香港之前也拍过类似这样的几个单元组合的片子，内地也有三个一组或者四个一组的电影，但市场反响都不太好。这里面的问题，在我看来段落和段落之间的割裂感始终解决不了，造成了这部电影无法浑然一体。

一部电影要做到浑然一体，我认为几个要件必居其一：一是情节浑然一体，一是人物浑然一体，还有就是气质浑然一体。《我和我的祖国》中每一个单元都是历史瞬间中的“高点” ，所以没法做到情节上相互衔接。人物也是各行各业，互相没有关联。唯一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气质，这是由7个故事单元里所包含最深刻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能做到一气呵成，那给人的感觉就是气贯长虹。但在做这个电影之前，谁也没这个把握。艺术的东西很玄妙，不是完全可以用理性去捋清楚的，这毕竟是7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澎湃新闻：那就讲讲你和凯歌老师看到成片时的感受？

黄建新：在这之前因为做后期加工，我一直在跟着看整个的技术情况。那天我们刚刚把书写的片段加进去，毛笔、钢笔还有铅笔来书写每一段故事的开篇事由，用书写的概念把这些故事都串起来。算是基本做完了，我和凯歌导演就约在中影的混录间一起看。我们从1980年代就认识了，哪天看完成片，看到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从无到有到成形，大家所有的努力基本上都呈现出来了。我俩还是情不自禁地握了下手，旁边中影的人看着就笑，（你们老哥俩了）还这么有仪式感？哎，不容易啊！这个戏本身没有相关的小说或者报告文学改编，从开始就是个概念，然后大家收集素材，历史瞬间有一堆事放在那里，要做很长时间的取舍和挑选。

澎湃新闻：说到取舍，留下的都在电影里，舍去的你能谈谈吗？

黄建新：太多了，比如说1998年抗洪，全民都在支援，子弟兵顶在第一线。还有汶川大地震，辽宁号航母入列……后来我们想，更多的人，普通人其实不是在激越的生活中，而是在平常的生活里。所以我们想把电影的情形都设定在日常工作中，而不是在意外的事件中反映，这样回和普通人接得更近。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相遇》和《夺冠》间存在故事的黏连：默默无闻的英雄开始被官方正式传播，窗外是人们举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标语游行……画面一转，来到了上海静安区少年宫，在“学女排，见行动”的标语下，孩子们正在练习乒乓球。

黄建新：当时定下来，如果不能用人物角色把情节联系起来，可以用历史当中的偶然瞬间来衔接故事，这样观众会觉得每个故事之间还是有关系的，故事间割裂感会变得弱一点。这部电影呈现的是整个中国70年的心灵史，种种的感动，种种的希冀，各种各样的情绪相互碰撞在一起，如果这个气韵贯通了，甭管这7个故事各自说了什么，放在一起它们就会融合为一体。但这只是我们前期美好的愿景，所以还是会在细节上做一些关联。但我们并不强调硬去关联，生硬的关联会给片子带来伤害，伤害到电影自然的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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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导演们与黄建新（右三）

“每个导演这次对抠细节都在意的要命”

澎湃新闻：在故事认领阶段，据说讲述1949年10月1日电动升旗故事的《前夜》，管虎导演好像是“被动”接受的？

黄建新：哈哈，我们在分派任务的时候，管虎正好在国外，等他赶回来，大家把别的故事都领走了。《前夜》难度是大，电影中长安街两边的楼是我们临时盖的，横店没这个景。天安门广场当年是有外围红墙的，也得临时加盖。所以光恢复所有的建筑样貌，就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你必须把电影的质感还原到那个时代，故事才立得住。这事搁谁都头疼，管虎导演恰好刚拍完上一部电影，对电影历史质感的还原要求极高，根本不用督促。他开机的时候我去看了一圈，第二天就走了。我本人是导演出身，现在也是一个特别苛刻的监制，看一圈就知道他们完全没问题。难度是大，按部就班来呗，他很有经验。

澎湃新闻：7个单元看下来，陈凯歌导演的《白昼流星》似乎对艺术追求更执著些？

黄建新：陈凯歌导演非要跑到甘肃西北角去拍。我就说内蒙不能拍吗？他说不行， “我需要在阳光出现在地平线的时候，骏马奔腾激起来的扬尘。 ”（笑）他回来就嚷嚷，哎呦，累死我了！怎么着了？他下了飞机以后，又坐了4个半小时汽车，一路颠簸才到片场……凯歌的影像风格一直是很强烈的，其实这个片子7个导演的风格都很强烈，我跟电影学院学生们就说你们去看《夺冠》，徐峥导演是天然的蒙太奇大师，里面那么大的国旗哪来的？不要管，这就是蒙太奇风格，很多段落都是象征性的。

这些导演的风格有相对写实的，也有相对写意的，但这次对细节都在意的要命。上海弄堂开拍的时候，徐峥在一处改造的社区取景，人家把地方腾空了给他折腾，按说看着已经符合要求了。他说不行，要把那的煤气管子全拆了，拍完再接回去。因为按照他的记忆，当时大家还在用煤炉烧火做饭。冰箱的牌子，一看是琴岛利勃海尔，一台黑白电视机套着平绒套子，上面绣着的却是“彩色电视机” ，彩电是那时候人们的梦想啊。

澎湃新闻：作为总制片人，如果让你评价下此次几位导演谁发挥的最出色，你的看法？

黄建新：每个导演在有限的空间里，绝不会浪费哪怕几秒钟的时间，都会尽可能地去完成自己完整的电影概念。从专业角度说，我这次几乎挑不出他们太多毛病。在他们各自的系统里，都完成得很好，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方法论之间可比较也不可比较，可比较的地方就是你个人的好恶，不可比较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能够独立地成为一个体系，《我和我的祖国》的优点恰恰在这，可以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和感受进入。

澎湃新闻：对于片中演员的出演，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黄建新：太多了，比如任素汐和张译相认那场戏张一白导演是一镜到底，她先说一段话，张译不理睬，她坐下后不死心，再起身追过去说第二段话的时候，很多观众就开始哭了。这种戏对一个演员要求特别高，如果台词不过硬，是无法感染观众的。还有黄渤最后冲向天安门广场那十几步跑的，真是仰天狂奔啊，这就是演员的魅力，透过银幕让你能记住。

澎湃新闻：我连着参加了两场电影主创见面活动，惠英红、任达华两位香港演员发言的时候，全场的气氛都是一个高点，这在你看是为什么？

黄建新：我们在拍《回归》的时候，主要是想表达香港回归的圣神感，以及普通人真实的情感。我问过任达华，他说当时香港人都是期盼回归的，分隔了那么久，但说到底我们还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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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市场越红火，文艺片的机会才会越多”

澎湃新闻：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一员，你过往的不少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在新世纪国产电影崛起后，你反而逐渐转型成制片人或监制了？

黄建新：1980年代，中国电影曾经火过一段，当时主要是靠国外电影节反馈，那时我们在国际能得一个奖就和女排姑娘夺得三连冠似的，全场会庆祝，回国是敲锣打鼓欢迎。这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有在电影这个领域内，得到人家认可了。但慢慢你会发现，这些电影老百姓看得很少，老百姓其实也不是很喜欢看。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果说这个国家有电影，就要去完成主流电影系统的构建，那段时间我就开始觉得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怎么把中国主流电影的概念，从纯商业角度脱离出来？让它形成一个可以复制的工业体系，这才是电影的常态，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只有电影工业体系建立起来，才能做到百花齐放，文艺片才有机会？

黄建新：对，电影市场越红火，文艺片的机会才会越多，美国一年有很多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就是因为好莱坞大电影在后面起到支撑，乃至垄断全球电影市场（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主流电影，只拿文艺片去和美国主流电影打擂台，必败无疑。只有在主流电影市场上，有了《战狼》、有了《哪吒》《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你才有底气去说我们的电影可以去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思考，各种各样的心理和故事，这个时候我们的电影市场也才是良性的。否则投资文艺片，为情怀埋单可以有那么一次两次，以后可能就没人再来投了。

澎湃新闻：当年《建国大业》取得票房奇迹，之后类似影片虽然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但高点总是难再现了。《我和我的祖国》完全回到了平民视角，讲述历史瞬间的全民记忆，是不是可以视作对之前创作取向的一次“扬弃”？

黄建新：现在看来，《建国大业》的高票房是一次意外的爆冷。这类电影你说它是传记电影也好，说纪录电影也好，在全世界票房都不会超过007系列这样的片子。电影市场上还是类型电影在赚钱，这是规律。《建国大业》之后类似的片子不是说票房不好了，在我看恰恰是趋于正常了。即便《至暗时刻》这样的国外主旋律电影，拿到中国来，照样票房一般。

澎湃新闻：此次电影公映前，王菲用咽音哼唱的方式演绎《我和我的祖国》刷屏朋友圈。你第一次听到她的演绎，有何感想？

黄建新：王菲来唱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就非常喜欢。电影结尾是所有人聚合在一起歌唱，大家的情感是丰富、多面的，你说它从心底流露也好，是慢慢生发也好，还是高昂激越也罢，它是人们种种感情积累在一起，爆发出来的。现在是一个分众时代，一个事物出来不要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喜欢。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独立意识都变强了，有各种各样的评价都很正常。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黄建新导演生于1954年），能否讲述下时代给你的烙印和你的时代记忆？

黄建新：我的名字就是啊，建新，建设新中国嘛。那个年代的名字，和平、胜利……往往都含有这样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