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人民科学家”叶培建：没有较真，就没有重大成果卫星|航空航天

新京报快讯（采访人员倪伟）“五位‘人民科学家’ ，很遗憾，其他四位都去世了。 ”叶培建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 “所以，我也要替他们多做些事。 ”

9月29日，叶培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 。一共五名科学家被授予这一称号，除探月元老叶培建外，数学家吴文俊、天文学家南仁东、医学家顾方舟、核物理学家程开甲都已在近三年内逝世。

而74岁的叶培建仍在高强度工作，继承了航天专家退而不休的传统。 9月24日，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叶培建向采访人员谈及“人民科学家”称号时，认为“人民”两字的内涵，就是要为人民工作。

叶培建如今是嫦娥五号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也是火星探测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这两个全球瞩目的航天器将在两年内相继发射，这是他目前最关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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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培建。来源：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新京报■“人民科学家”叶培建：没有较真，就没有重大成果。中国探月的“定海神针”

叶培建是从电视中听到自己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消息的。他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为了保护可贵的视力，基本不看电视、不上网，但每天早晨都有“听电视”的习惯。

“虽然之前已经有过考察和建议名单，但听到消息还是很激动，也很惭愧。 ”中国航天群星璀璨，每项重大任务都有领军人，还有很多功臣默默无闻，他认为自己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

叶培建以嫦娥工程为世人所知。他是我国嫦娥一号卫星的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后续担任每一次探月工程的顾问。在同事眼里，他是中国探月的“定海神针” 。

叶培建性子急，但每次在发射现场，却总是气定神闲。发射前夕，他自称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所有工作都已经到位，心里有数，不需要紧张。他也不能紧张，他需要给团队信心，冷静行事。

发射当天，他总在现场走来走去，跟这个聊聊、跟那个开开玩笑，让大家放松下来。团队的同事说，只要有叶总在，哪怕不说一句话，他们心里都踏实。

如今航天工程的接力棒交到年轻一代手中，叶培建不再坐在指挥台上，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给年轻人“撑腰” 。

每当年轻人拿不定主意，他会凭借自己的经验大胆作出判断，虽然这也将可能失败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2013年，嫦娥三号进入发射场后，突然发现一台设备信号不正常，面临推迟发射的风险。叶培建研究后，向各方作了详细解释：这是现场塔架结构造成的信号干扰，不是设备故障，以前也发生过不止一次。最终嫦娥三号按时发射，圆满成功。

“在队伍里该挑担子的我挑，该扛的责任我扛。 ”他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他都及时站了出来，给年轻的型号领导们撑了腰。

去年年底，嫦娥四号发射成功当夜，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在指控大厅喜极而泣，叶培建走到她身后，紧紧握住她的手，露出温暖的笑容。这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成了叶培建与后辈代代传承的一个见证。

“希望车能从山上掉下去，把我摔死”

74岁的叶培建，任务清单被填得满满的。

他现在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除了坐镇深空探测项目，前几年还担任了中科院暗物质卫星“悟空”的工程顾问，现在仍是中科院主导的国际合作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这是他从事航天的第51年。他1945年生于江苏泰兴，父亲曾创办一所抗日学校，后来穿上军装，走上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

在湖州和杭州，这位军人之子度过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时光。 1968年，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北京卫星制造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开始了航天生涯。

1980年至1985年，叶培建以一封信为敲门砖，去往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留学，拜入白朗地尼教授门下。学成归国后，正值中国航天事业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在计算机工程停留数年后，他也如愿转入卫星工程的研制中。

他担任总设计师的第一颗卫星是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当时是我国分辨率最高的对地遥感卫星。中国资源二号系列卫星在我国国土普查、资源探测、环境调查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智多星”之称。

也是在这一系列卫星研制中，叶培建看到航天工程带来成就感的同时，也带来比生命都沉重的责任。

新京报■“人民科学家”叶培建：没有较真，就没有重大成果。谈及至今对他打击最大的挫折，正是2000年出在中国资源二号01星上。当年9月1号，卫星发射升空后，绕地球运行顺利，数据传输通畅。叶培建与一批主任设计师坐车从发射基地去往太原机场，准备飞往西安进行后期的监测。他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心情愉悦，完全不会想到风险的逼近。

当大巴车在崎岖山路上行驶时，叶培建接到电话：“叶总，卫星进入第二圈突然失去姿态，原因不明……”

“飞了两圈，没信号了，卫星‘丢’了。 ”叶培建回忆，当时脑袋“嗡”的一声。身边同事看他表情严肃，一言不发，也知道大事不好。

“我当时有个自私的想法，就是希望车能从山上掉下去，把我摔死。 ”叶培建说， “要不然国家花这么多钱研制的一颗卫星，在我手里出了问题，我怎么交代？”

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找来同在车上的电源系统负责人老马，问他卫星的电池能撑多久。老马说能顶7个小时。这7个小时就是留给叶培建为卫星救命的时间。他立刻部署大家将精力集中在查找问题，以便卫星下次经过中国上空时，可以发出指令抢救。

从太原上飞机之前，问题查找已经有了眉目，是地面发出的一条不当指令，让卫星姿态发生了变化。随后地面人员编写了抢救程序，当卫星再次过境时，向卫星发出指令，让卫星恢复了姿态。

“上天挺眷顾我们这些辛辛苦苦工作的人。 ”虽然化险为夷，叶培建至今心有余悸，想起当时仍旧惊心动魄。

凭一腔孤勇，让中国探月涉足

叶培建在航天界是出了名的“直脾气” ，以至于他经常告诫自己，说话要温和一点。但涉及科研问题，他认定有理的，决不让步。

嫦娥二号和嫦娥四号的突破性进展，就是在他据理力争下实现的。

我国嫦娥工程立项之初就定下一条惯例：每一个嫦娥探测器型号都要同时生产两颗，单数编号为主星，双数编号为备份。以防主星发射失败后，能够在解决问题后，迅速用备份重新实施发射。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后，备份星嫦娥二号去留未定。

当时存在两种意见，包括时任嫦娥一号工程总师孙家栋和叶培建在内的科学家主张，嫦娥二号要继续发射，可以飞向火星，如果不行还可以用作其他领域探测。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嫦娥一号已经成功了，没有必要再花费一笔钱发射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