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专家:划定禁养区不是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猪肉贵了”成为近期老百姓热议的话题 。 有人认为 , 猪肉价格上涨是因为环保标准过高 , 尤其是禁养区的划定限制了生猪存栏量 ,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肉价 。
禁养区是什么?它在操作中存在哪些问题?禁养区是否要为上涨的肉价“背锅”?近日 ,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采访了多位业界人士 , 深入了解猪肉价格变动背后的因素 。
在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公司研究员贾生元看来 , 禁养区的划定并不是当前生猪存栏不足的主要原因 。
禁养区的划定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 , 当时 , 多地政府从动物防疫角度对畜禽养殖场的位置提出了要求 。 2001年5月 , 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 规定了在饮用水源保护区 , 风景名胜区 , 自然保护区 , 城市、镇集中居民区 , 以及文教科研、医疗等区域禁止开展畜禽养殖活动 。 2015年 , 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从“调布局、建设施、促利用”3个方面展开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举措 。
“划定禁养区的首要目的在于防范环境风险 。 ”贾生元说 , 禁养区依法禁止的是规模以上养殖场所或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 并不是禁止所有的养殖行为 。
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发展并非对立 , 有关后者的污染治理早已有之 , 猪肉价格也并未因此大幅上涨 。 为何此次出现归咎于禁养区的论调?
“一些地方政府打着环保旗号 , 利用划定禁养区 , 挤压和限制包括生猪在内的畜禽养殖业发展 。 ”浙江大学教授罗安程分析 , 地方对畜禽养殖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理解不到位 , 把握不准 , 加之一时找不到可行的治理方式 , 认为养殖就等于污染 , 要根治养殖污染就必须清理养殖业 。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在调研中发现 , 在南方部分水网地区 , 有的地方把限养区也当做禁养区管理 , 没有给养殖户改造粪污处理设施的时间 , 而是直接拆除 , 导致养殖规模减小 。
针对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猪肉价格上涨问题 ,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吴根义说:“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同期叠加是影响生猪产能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 ”
数据显示 , 自2018年境内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发生至今 , 全国禁养区涉及关闭和搬迁养殖场约1000家 , 涉及畜禽产能折合生猪约205万头 , 约占全国生猪存栏量的0.6% 。
据吴根义介绍 , 持续一年有余的非洲猪瘟疫情尚未解除 , 仍面临缺少有效疫苗、大规模扑杀损失惨重、保险理赔机制和防控措施滞后等问题 , 农民养猪信心严重不足 , 大多数场户空栏观望 , 不敢贸然补栏 。 7月26日至31日 , 在农业农村部对400个县11191户养猪场户开展的问卷调查中 , 仅有32.3%的场户年底前有意扩大规模 。
同时 , 猪肉价格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经济现象 , 其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高——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 。 吴根义介绍 , 受2018年生猪价格走低的影响 , 母猪存栏下降 , 从2018年下半年至今 , 生猪存栏随之下降 , 目前正处于“猪周期”的产能低位 。
此外 , 吴根义还分析称 , “因为生猪等畜禽养殖不能给当地政府带来税收 , 还要占用土地 , 需要当地政府承担防疫、食品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风险和被追责的压力” , 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等畜禽养殖业积极性不高 , 甚至借着环保的名义打击和挤压养殖业发展 。
面对当前猪肉市场的形势 , 9月6日发布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还提出 , 对生猪生产多项补贴、补助措施 , 并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扶持力度 , 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金由年度结算改为半年结算发放 , 要求加快疫苗研发 , 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
本报北京9月1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采访人员 张艺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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