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几个年轻人拉周汝昌做“课外作业”，编出《红楼梦辞典》去世7年后

　　去世7年后，周汝昌主持编写的《新编红楼梦辞典》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当年拉着他编辞典的年轻人晁继周，今年也已经78岁了。

　　晁继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语言所副所长，长期从事辞书编纂和研究工作，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如果论“畅销书作者” ，他当之无愧——曾主持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上世纪80年代，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晁继周是副主编。

　　走进晁继周位于北京昌平的家中，一进门就是放满了辞书的书架，书架上方的墙上挂着周汝昌在1987年第一版《红楼梦辞典》出版后手书的七律一首：“六年辛苦幸观成，喜慰还兼感慨生。日久渐知学术贵，功多翻觉利名轻。红楼词采森珠目，赤县文明粲纬经。万象敢云囊一括，津梁倘可济初程。 ”

　　关于《红楼梦辞典》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讲起。事实上，这部辞典最初是一群年轻学生的“课外作业” 。那时候，晁继周是他们的老师，也才40岁。

　　从学术顾问到辞典主编，周汝昌说“这是我的责任”

　　上世纪80年代伊始，晁继周带着几个20岁出头的学生，想编一本“红楼梦小辞典” ，初衷是当一门“课外作业” ，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但带着一群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晁继周心里也没底， “能不能成书一点也不知道，但做这件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于是，晁继周凭着自己熟悉辞典编纂的优势，给学生们分配下任务，未来的《红楼梦辞典》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几经周折，晁继周找到“红学泰斗”周汝昌，希望得到他的指点，请他做辞书的顾问。周汝昌同意了，晁继周才放下心来。

　　当时，周汝昌住在北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一个大杂院里，晁继周和学生们常去拜访，一谈就是半日。晁继周记得，周先生家里都是书，客厅、卧室也堆满了书， “我们都是小人物，但周先生非常和善、谦恭，一点也没有大学者的架子。 ”

　　一边编辞典，晁继周一边寻找出版的可能。在联系出版社时，晁继周这群年轻人觉得， “周汝昌先生是这本辞典的学术顾问” ，已经是个不轻的筹码。只是没想到出版社的“野心”更大，他们问：“能不能请周先生做这本书的主编？”

　　晁继周心里没底，请一位朋友帮忙问周汝昌。几天后，朋友带回一句话，周汝昌说：“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也说不清是成名已久的红学家带着一群年轻人，还是晁继周和学生们拉上了周汝昌，总之从那时起，辞典的编写工作就在周汝昌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书名也从《红楼梦小辞典》变为《红楼梦辞典》。

　　辞典编一半，《红楼梦》却出了新版本

　　和那些挂名主编不同，周汝昌很负责，从总体设计，到收词立目、条目编写，都发表意见。那会儿电话还不普及，更没有互联网，所以，周汝昌和晁继周除了见面，就靠通信。周汝昌去世后，晁继周清点先生来信，有近60封之多。

　　一封写于甲子大雪(1984年12月7日)的信中说：“我实话实说：只又看了C母的一半。每看，辄为您的工作质量所打动。这真是一件大事。如看到‘才刚’等卡，不禁击节！太好了，坚持做到完工吧。 ”

　　对后辈多有鼓励，但对稿子中的错误，周汝昌却绝不留情面。一封写于1985年8月18日的信中，他指出：“‘天马’条竟注成‘图案’ 。实狐皮品种中一术语也，其实《红楼识小录》亦已及之。因此条，念及‘乌云豹’条(连类也) ，检之，竟未见。 ”这里指出了两处硬伤，一是“天马”条解释错了，一是“乌云豹”条漏收。

　　辞典从1980年开始编写，当时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本《红楼梦》尚未出版，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旧行本，辞典在这个版本范围内收录词语。 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的情况下，新校本开始发行了。

　　周汝昌说，辞典是要给人用的，必须以新校本作为辞典依据。

　　于是，辞典收录词语改以新校本为主，两种版本并用，发现两种版本使用词语有不同时，就在注文中做出对比。也正因如此，旧行本与新校本的对比反而成为辞典的特色——原本并没有这个设计。前80回(曹雪芹原著)和后40回(高鹗后续) ，一些用词的不同十分明显：“才刚”和“刚才” ， “越性”和“索性” ， “官中”和“公中”……这样一来，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当然，工作量也随之成倍增加。

　　终于， 1987年，《红楼梦辞典》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晁继周拿着周汝昌的稿费去他家，当时无论主编、副主编，还是一般编写人员，稿费都是平分的，即便如此，周汝昌仍坚持不肯收。最后，他收起平日的笑容，说了一句封口的话：“这事没商量！”

　　吃了闭门羹的晁继周回来，和学生们商量怎么办。他们问了周汝昌的女儿伦玲，伦玲说：“爸爸做学问累了，有个躺椅休息一下挺好。 ”于是，年轻人们花了不多的钱，给周汝昌买了一把当时流行的沙滩躺椅。这件礼物，周汝昌收下了。这把绿色的椅子，至今还在，伦玲总说， “看到躺椅就会想起当年的情景。 ”

　　“此典可以立足于学林，而非一时之时髦物”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人人都能读，为什么还需要一本辞典？

　　周汝昌在1986年为《红楼梦辞典》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选取了野史小说作为表现形式，而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市井之人” 。这就决定了《红楼梦》的通俗性质，大量口语的运用，超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

　　然而，《红楼梦》时代的日常用语，随着时代、地区、场合等条件的改变，现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比如，贾母见了什么东西(如菜肴) ，说一句“这个倒罢了” ，其实是对它很高的评价。

　　《红楼梦》又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万象森罗，一些已经消亡和正在消亡的历史事物，也需要辞典的注释。比如，开卷不久就写英莲去看“社火花灯” 。社火是什么？其实“火”即“伙” ，是民间的舞队、高跷、龙灯、旱船……种种不一，它们的巡回表演，有舞蹈、音乐，也有歌唱。

　　1995年，《红楼梦辞典》获得首届中国辞书奖语文类的二等奖，当时的一等奖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听说这一消息，周汝昌很开心，特地写信给晁继周：“我原来估量没这样乐观，以为‘知音’未必多有。今竟获二等，可真不简单，故值得高兴也！”不过，高兴的话也就这几句，他随即就谈到了辞典的修订， “甚愿我们此典可以立足于学林，而非一时之时髦物” 。

　　可以说，《红楼梦辞典》一出版，周汝昌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部书的修订上——他就没歇过。只是，他没能看到新编本的出版。

　　周汝昌晚年，视力几乎为零。晁继周和他的交流除了当面请教，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由周汝昌的小女儿伦玲代为收信回复。晁继周回忆：“每个电子邮件，虽是伦玲传给我，但都是先生自己的话。读着这些文字，我能想象得出先生谈论学术的神情” 。

　　晁继周记得很清楚，周汝昌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2012年3月30日，回答他所请教的“络子”一词的解释。

　　“络子”是一种网状编织物，为什么《红楼梦》里使用的量词却是“根”呢？周汝昌让伦玲回复道：“络子：‘络’必须按北音读作‘烙’ 。络子与绳子虽系同类，但有分别。绳子是打的死结，络子是打的活结。络子是用彩线打成网状交织，横拉时呈现很多菱形小孔，就像裙状点缀在桌围、椅靠、车轿的各处。竖拉时抿在一起，外形像条绳子。 ”

　　周汝昌就这样极清楚地回答了问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复。两个月后， 2012年5月31日，周汝昌去世。

　　修订“召集令”一发，学生们都回来了

　　1997年秋，《红楼梦辞典》正式开始修订，启动会议由周汝昌主持， 2000年完成修订版初稿。之后由于周汝昌的身体欠安，晁继周当时主持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分身乏术，最终定稿于2017年。

　　如果时光能像电影一样快进快退，我们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几个20多岁的学生，在周汝昌并不宽敞的家中求教，踌躇满志地编写一部“前途未卜”的辞典；辞典出版数年后，学生们早已各奔东西，但接到了相同内容的“召集令” ，又从四面八方回来，重新开始这项事业——听上去很燃有没有！

　　与原版比较，《新编红楼梦辞典》收词数量增加，原版收词约9千条，现增至1万2千余条；逐条审视释义，对有的注释作出修改，使之更加准确、到位；加强了《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比较。

　　新增的词语中，除《红楼梦》中一些难解之词外，特别强调了《红楼梦》时代很具特色的一些词语，也就是周汝昌所说的“不用查而皆懂……照样须收录为词条” 。比如，表示允许的意思，《红楼梦》里不用“行” ，而用“使得”；表示“不可以” ，不用“不行” ，而用“使不得” 。

　　为此，晁继周做了统计，《红楼梦》前80回， “使得”共出现49次，其中表示“可以”意义的有48处，表示“可以使用”意义的只有1处；“使不得”共出现29次，其中表示“不可以”意义的有27处，表示“不可以使用”意义的只有2处。不得不佩服编辞书的人，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严谨。

　　周汝昌还主张，释义不要过于简明，认为“应说清的必须多说几句，才算尽了责” 。

　　以“回来”一词的修改为例， “回来”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词，意思是返回。而在《红楼梦》时代，还有特殊意义和用法， “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来”“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 。原版《红楼梦辞典》解释为“回头；稍等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解释虽然正确，但仍显含混。修订本分为两个义项，一个是“副词，表示此后不太长的时间；过一会儿” ，一个是“连词，不然；否则(用在句子开头申述理由)” ，并分别举了例句。

　　编辞典的人都知道一句话，辞典越编，胆子越小。《新编红楼梦辞典》一共经历七校，到了第四、五校时，为了保证词典质量，便于沟通和定夺，所有工作量只能集中到晁继周及少数人身上。

　　辞典副主编刘向军在日本一所大学任教，她把寒暑假回国探亲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辞典编修工作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把发现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用微信或电子邮件发给晁继周。晁继周则在早晨四五点，接着工作。虽说是校样，却改动得相当大，不少原稿几乎面目全非，满页红字。

　　终于， 2019年，《新编红楼梦辞典》正式出版。此时，周汝昌已逝，晁继周已近八旬，那些学生们也都已到退休年龄。

　　但学生们都还记得，周汝昌爱吃点心，晁继周带着他们去看望先生时，常带稻香村的点心。农历三月初四是周汝昌生日，每年这一天，他们会给先生送去生日蛋糕。周汝昌总说：“你们送的蛋糕是最好吃的。 ”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蒋肖斌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