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这个政策,该调整了!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 , 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 , 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 , 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 这再次点燃了人们对更多城市放开汽车限购的期待 。

  目前 , 国内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石家庄、贵阳8座城市和海南省实行汽车限购 。 当初的政策出发点主要为了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难题 , 并配合环保治理 。 从各地实践来看 , 相关效果并不理想——

  有的城市通过实施汽车摇号政策 , 虽然表面上减少了本地区上牌车辆增速 , 但外地车牌的车大量涌入 , 导致实际汽车使用量和强度反而增加 。 更令人担忧的是 , 车牌稀缺还滋生出车牌租借和买卖的“黑市”交易 , 备受社会诟病 。

  限购究竟抑制了多少购车需求?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 更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 由于产品技术含量高 , 单品价值大 , 其对融合技术创新和拉动国内消费具有重要作用 。 然而 , 不少城市的限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汽车消费需求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 , 7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073亿元 , 同比增长7.6% , 增速比上月回落2.2个百分点 。 如果扣除汽车零售额影响 , 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8% , 这一速度与上月基本持平 。

  地方限购究竟抑制了多少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君以北京、深圳、杭州这三座城市为样本作了分析 , 结果显示 , 至少为191万辆 , 占2018年全年销量的6.8% 。 如果再算上其他几座城市和海南省 , 这组数字恐怕还要大 。 这也从另一面反证 , 我国汽车市场并不缺消费潜力 , 缺的是畅通的消费机制和环境 。

  因此 , 当务之急是地方要放宽或取消汽车市场限购 , 因为限购所抑制的恰恰是有钱想购车 , 又没有资格买车的群体 。 这类群体不存在消费信心不足问题 , 只要给他们买车的资格 , 就能拉动汽车消费 。

  消费需求是产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 , 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 。 今年6月份 ,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出台了《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 , 明确提出了包括严禁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等在内的一系列推动汽车消费的举措 。 随后广州、深圳同时宣布 , 调整中小客车、小汽车增量指标配置额度 。 可仍有不少地方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和落实存在误区 , 对“放开限购”不够积极 。

  放开限购 , 就一定会加剧交通拥堵及污染物排放吗?

  相关城市的担忧可能在于 , 放开限购会进一步加剧交通拥堵及污染物排放 。 其实 , 这些问题是可以利用经济手段 , 通过对消费者用车行为引导来加以缓解的 。

  比如 , 在欧洲很多城市的中心区域或者重点拥堵区域 , 以加征拥堵费的形式来调控车辆的进入 , 让消费者从自身使用成本的经济性出发 , 自行决定是否开车 , 或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

  又如 , 日本东京人口不比北京少 , 土地面积没有北京大 , 机动车数量却是北京的1.5倍多 , 但交通状况比北京好很多 , 也没有“限购”之说 。

  这意味着 , 一些城市在管理精细化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

  交通拥堵是当前全世界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 , 指望通过“限购”手段来解决并不科学 , 反而容易给人一种“不作为”“懒政”的口实 。 地方管理部门更要看到随着我国5G牌照发放 , 汽车智能化程度提高 , 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 整个社会智能交通体系都将实现一个新跃升 。 我们完全有理由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和治理方式 , 通过大数据和更精细化的城市管理与服务 , 提升城市合理的汽车容量值 , 实现车辆管控方式从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 , 这样既可以保障民众出行效率 , 又可以释放更大汽车消费潜力 , 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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