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痛港警女儿问妈妈：我们可以搬到内地去住吗？：心真痛！港警女儿问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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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以来，香港反对派以“反修例”为名制造多起暴力事件。 7月27、28日，在警方未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激进分子分别在元朗及上环煽动非法游行集会，甚至有警察被殴打。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部分香港媒体的报道却严重失实，刻意制造“警察镇压市民”的假象，这让香港警察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 1日，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人员采访香港警司协会陈民德主席、督查协会伍伟基主席，并听多位警察家属讲述她们在近段时间所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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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伟基（陈青青/摄）

　　“妈妈，我们能不能搬到内地住？”

　　警嫂May的小区里住着很多警察家属，她隔壁邻居就是一位奋战在一线的警察，这位警察的孩子年龄非常小，这段日子，孩子们两三天才能见到爸爸一次。香港警务处警司协会主席陈民德在1日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人员采访时说，目前很多警察同事都因为有任务，已很久没跟家人好好的相处， “当下正值暑假，一些警员没有办法休息，也都没有机会带他们的子女去旅游，香港警察的付出是非常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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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民德（陈青青/摄）

　　除了辛苦，香港警察面对的还有反对派疯狂煽动的针对警察家属的恐吓，这是最让May这样的警嫂痛恨的，她告诉采访人员， “黑衣人”（激进的反对派）会在网络上“人肉” ，并曝光警察的家属和他们的子女。如果这些警察子女在学校上学的话，还会被同学们孤立。

　　May的说法也得到陈民德的印证，他说，从6月初以来，很多警队人员都受到威胁，他们的联络电话、家庭住址甚至他们家人的资料都被人在网上公开，一些警员及其家属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同程度的骚扰，让他们备受压力和煎熬， “一些同事在半夜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来电，出勤的时候也会收到不发出声音的电话。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帮警员‘订外卖’ ，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无论是从精力还是体力上来说，都是非常大的。 ”最近， May也收到了骚扰，女儿告诉她，在学校的线上论坛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如果出现了和激进反对派不一样的声音，就会有几百人围攻那个发出不一样声音的人，甚至一些教师会带头鼓励学生去游行。

　　“7月份立法会冲击后，我在上大学的女儿一天深夜给我发短信说，妈妈，我们能不能搬到内地住？这里太可怕了。 ”May忧心忡忡。

　　前警署高官：警权受到各方面制约

　　影视作品中无往不利的香港警察，在现实中面临的困难和制约其实并不为外人所知。一位不愿具名的前警署高官对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人员说，香港警方执法受到了来自司法、舆论和监管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虽然香港警队被称作全世界第二、亚洲第一拥有现代警察制度的警察系统，但在执法和防暴方面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港英政府开始布局和引入一些法案条例例如《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来干扰司法权力，同时也部署了一些或对警方调查和执法设置限制的措施。 ”这位前警署高官说，例如，警察对疑犯进行跟踪或者监听需要通过法院的批准，但这不能排除司法滥权的问题；目前对警察进行监督第三方独立监察警方投诉委员会（监警会），也不能排除有干扰警方公正执法的人员在其中扮演“督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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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警察在巡逻（陈青青/摄）

　　在2014年“占中”事件时，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有明显的导向性。这位前警署高官说，能看到香港警方的权利一点点被削弱：“往往警察执法时使用武力镇压会被判得很重，而暴徒攻击警察会被判的很轻。司法上的不公正也导致暴徒看准了挑衅警察并没有很高的犯罪成本。往往法院的判决也会在打击警察执法的士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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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晚，在极端示威者破坏中联办后，防暴警察赶到现场（杨升/摄）

　　这位前警署高官所说的针对警权的削弱现象，不只是在司法层面，在教育系统同样存在。在采访中，警嫂May对采访人员讲了一个当年非法“占中”的小故事，当年她也在现场，拍下了警察被围攻的画面。但站在队伍后方的老师并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就告诉学生是“警察先动的手” ，让学生心中留下“黑警”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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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民德说，香港警察群体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不公：“暴徒们聚散速度快，线上集结，增加了执法的困难。他们很多人都带着面罩，而在欧美国家，法律是明令禁止游行时戴面罩的。 ”此外，不公正的媒体报道也对警方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比如周二晚间在葵涌警署外被示威者围攻后端起枪警示的警长就被外媒和部分香港媒体炒作成“警察举枪对准市民” ， “其实正也说明了很多传媒其实是非常片面的报道，非常不公平。 ” 陈民德对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人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