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走在贵州大山的脱贫路上央广网遵义7月27日消息（记者

　　央广网遵义7月27日消息（采访人员陈锐海）大巴车从贵阳出发，由南往北挺进，在山间的高速公路上盘旋了3个小时，还是没能准时抵达150公里外的遵义。

　　车上的人百无聊赖，各找事情打发时间。有的头仰座椅靠背，眯着眼睛昏昏欲睡，耳机里还在播放着音乐。有的埋头盯着手机，紧跟球赛直播。也有人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十指在键盘上忙个不停。

　　大巴车一会儿穿过阴暗的隧道，一会儿疾驰在高架桥上。窗外的景物一闪而过，跟电影胶片似的不停后退。这一路，我透过玻璃车窗，几乎看了一部大山风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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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山脉连绵，平地少。（央广网采访人员陈锐海摄）

　　眼前山连着山，郁郁葱葱的，总是望不到头，偶尔能看到山顶高高的电塔和山腰人家的房子。重峦叠嶂之间，时而烟雾缭绕，时而阳光普照，时而斜风细雨，总而言之就是阴晴不定。难怪人家说，贵州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

　　再加上后面的半句话——人无三两银，就几乎概括了贵州以往的省情。

　　这个地处我国西南一角的省份，西连云南，南接广西，东靠湖南，北边便是四川盆地， 17.6万平方公里土地以高原、丘陵、山地为主，是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复杂的地形长期限制贵州的发展，交通不便，产业以茶叶和酒为主。 2013年，全省约3500万人口中，就有923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26.8% 。那一年，全国的贫困人口为8249万，贵州占比超10% ，是我国贫困程度最深、脱贫攻坚难度最大的省份之一。

　　事情并非一成不变，贵州的变化发生在过去五年多里——全省贫困人口减少768万，贫困发生率降低到4.3% 。 2018年，贵州生产总值达1.48万亿元， 9.1%的增速居全国第一，人均生产总值超4万元。

　　五年间，这片绵延的大山发生了什么？768万贵州人是如何脱贫摘帽的？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剩下的100多万贫困户何时也能过上“两不愁、三保障”的日子？脱贫成果要如何巩固？我对这些事情充满好奇，也就随着“脱贫攻坚地方行”采访团坐上了这班车，穿梭在大山蜿蜒的高速公路上，准备去山花漫开之处，去田间地头，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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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遵义市花茂村。（央广网采访人员陈锐海摄）

　　这几天，我们每日都要坐上五六个小时的车，从一个村抵达另一个村，从这个山头开到那个山头。在遵义市花茂村，我见到了彭龙芬——一个身穿红T恤、宽松黑裤子，扎着马尾辫，肤色黝黑，看起来很随和的中年农妇。她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对全村1345户村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哪家的孩子上学缺钱，哪家的父母卧病在床，她都如数家珍。

　　彭龙芬搬来几张凳子，我们坐在村口的小广场上聊了起来。眼前的花茂村俨然一个干净整洁的新农村，道路硬化，绿树成荫，统一装修的农家乐古色古香，生活垃圾实现“村收集、镇处理” ，全村改厕率超过90% 。就在我们的不远处，一小簇五颜六色的野花在风中摇曳。望着蔚蓝的天空和浮动的白云，我甚至会想：“要是不用工作，在这儿待几天，一定很舒服。 ”

　　彭龙芬管这叫“百姓富，生态美” 。 2018年，花茂村4950人的人均年收入为17456元，贫困户由2014年的78户减到如今的13户。彭龙芬感慨：“变化太大了。 ”

　　她给我描绘了这个村以前贫困落后的面貌。以往，村里尽是山地，种不了粮食，人们就种点辣椒、番茄之类的蔬菜，再挑到镇上卖。可是山路崎岖不好走，有时颠到集市，菜都坏了。收成不好，青壮年陆续走出大山，到外地打工，留下走不出去的老人和孩子。久而久之，田地和村落日趋荒芜。

　　但在近几年，离家的人陆续返乡。把他们吸引回来的，是村里如今随处可见的蔬菜大棚。

　　2014年8月，彭龙芬和村干部去毕节参观了当地的农业大棚后，也为村里拉回了蔬菜龙头企业。企业流转了村里荒废的土地，搭起蔬菜大棚，招来村民工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蔬菜种植。 “村党支部+企业+合作社+专业人才+村民”的机制，带动了花茂村和周边两万户人家的就业。村民既可得到一笔“700元/亩·年”的土地流转金，也能获得月均2400元的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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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遵义市花茂村蔬菜大棚。（央广网采访人员陈锐海摄）

　　流转土地经营权，成立合作社或微型企业，再从本地招来务工人员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这是贵州多地实行的脱贫模式。在此机制下，农村发生了“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不同的是，各地因地制宜。遵义市湄潭县宜种茶，茶叶种植与生态旅游开发一体化发展，成了湄潭的特色产业。仁怀市簸箕坝村漫山遍野的高粱，让该村成了茅台酒的第一车间。贵阳市修文县16.7万亩猕猴桃，成了全县90%贫困劳动力的脱贫致富果……

　　修文县某猕猴桃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黄林站在藤架下的阴凉处，他的头顶是三五成群挂着的猕猴桃，大小如鸡蛋，毛茸茸的，等到九月底就能收成。他身后的1864亩猕猴桃林，每年要给合作社的28名社员带来500万元利润。

　　成立农业合作社解决了土地荒废与农民就业的问题，但如何保证产量、品质与收入？

　　黄林对我说，以前大家各种各的，标准不一。我防虫，你不防，收成难免受到影响，销路往往不好。如今规模化的种植降低生产成本，标准化的管理要求农户在授粉、剪枝、浇水、施肥等环节都实施统一的标准，以提效提质，形成品牌效应和特色产业，价格也就提了起来。现在，修文县谷堡镇猕猴桃的亩产约为3000-4000斤，平均售价约为6元/斤。而在2009年，亩产约为1000斤，均价是现在的一半。

　　跟以往散户散种相比，合作社经济效益的保障在于科学种植、科学管理。据修文县谷堡镇镇长陈万兵介绍，近几年镇政府经常把农业专家带到田间地头，实地给果农们进行技术培训。此外，设置在田间的农业大数据可追溯系统，能实时监测、收集到猕猴桃生产过程中的温度、湿度、光照、虫害等因素，为农业生产的科学施策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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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贵阳市修文县猕猴桃林。（央广网采访人员陈锐海摄）

　　湄潭的茶叶、仁怀的高粱酒、修文的猕猴桃……这次我走访的几个县区，无不是在打造适合自身的特色产业，以稳固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的关键是要让老百姓在产业中受益。 ”这是何万明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金茂村那天，彭龙芬带我去找一个人——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他就是何万明，一个成天东奔西跑、肤色黝黑的中年男子。彭龙芬说，合作社的情况，何万明再清楚不过了。他一年到头几乎没给自己休过假，经常出没于各家各户，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好一户一策精准脱贫。

　　从何万明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这是个实干家。他老说，扶贫就要真扶贫，扶真贫，在精准上下功夫， “天天不出门，坐在办公室弄资料，搞数字游戏，是没用的” 。他并不满足于目前农户给合作社打工以获取一份劳务费和土地流转金的模式。

　　“一开始，我们缺乏资金、技术、管理能力，所以只能依靠龙头企业来带动。但慢慢地，大家在务工中学习了技能，就可以各自成为第三方服务机构，为这个产业提供技术服务、物资管理、销售渠道等。 ”何万明坚信，产业发展最终要靠老百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