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性侵智障少女获刑五年迷案关键证据被隐藏：[津云特稿]强奸智障少女获刑

[] 提示您本文原始标题：[津云特稿]强奸智障少女获刑五年！安徽六旬患癌老人的最后心愿“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清白”

津云安徽电天津日报采访人员顾明君

3年前， 68岁的董国明走出监狱，他已服完有期徒刑，随他一同出狱的还有扣在他头上的“强奸犯”的帽子，这个污点并不会因为刑期结束而消失，他不再是村里那个受人尊敬的董老师。出狱后董国明就走上了为自己申冤的路，讨回清白成了他余生唯一的目标。

8年前，董国明被控强奸了一名17岁少女阿兰，但无任何直接物证可以证明董国明强奸了阿兰，能锁定董国明的只有阿兰的指认，然而，阿兰经鉴定为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这个根本不具备证人资格的受害人的证言，成了这起强奸案最重要的证据。

　　总想撩起上衣的老人

2017年2月21日，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老人进门就跪下了，哭着说他有冤屈，前台赶紧联系了所刑事部主任王金胜律师来接待，坐在办公室里，老人向王律师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老人说，他叫董国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胡集镇王荒村董庄人，曾是一名有编制的教师， 2012年因强奸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5年，二审维持原判。出狱后他想为自己讨回公道，但不知该求助谁，在安徽省检察院门口，有人让他来附近的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问一问，于是他才找到这里。

第一次见面，王律师和董国明聊了3个多小时，在尚未阅卷的情况下，王律师对董国明所讲的案情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怀疑，但董国明的一个举动令他印象深刻， “他一上来就要撩起上衣给我看，我当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阅了卷才明白，因为被强奸的小女孩提到强奸她的人胸口有黑痣，董国明撩上衣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胸前没有痣，他在法庭上也想撩上衣自证清白，可是法官一直没允许。 ”王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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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董国明给王律师的印象是像一个乞丐， “穿着很脏的棉袄，走路不利索，拄着一根棍，肩上搭着包，手里还提着一兜子药，他做过肺癌切除手术，又得了脑梗，口齿也不清楚，每天都得吃药。 ”董国明告诉王律师，他从家到合肥一路是要着吃的，工作丢了，看病花销大，他的日子很难。

王律师对董国明动了些恻隐之心，他答应帮董国明看看他的案子，在阅完该案的所有卷后，他决定无偿帮助董国明申诉， “这个案子问题很大，在我遇到过的案子里算比较离奇的了，从证据来看，董国明很有可能是冤枉的。 ”

受害人一家讲述案发过程

董国明家和阿兰家沾亲，阿兰的爷爷是董国明夫妻的介绍人，阿兰的爷爷家距离董国明家仅二三十米，阿兰家和董国明儿子家相邻，共用山墙。多年来两家关系一直不错，案发前几年，阿兰的爷爷家盖新房占了董国明家的地，两家之间有了些矛盾，但也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

按照阿兰对警方所说， 2011年11月初，她大爹（指董国明）在厢房窗户那跟她说，第二天晚上6点多，他要去她家，她问大爹有什么事，大爹说要和她发生关系。第二天晚上，董国明果然在晚6点多翻窗进入，在她的卧室、她母亲的卧室以及她哥哥的卧室先后和她发生了三次关系，其中第三次发生关系时，她先被董国明抱到了位于二楼的哥哥的卧室，在发生关系前还看了黄色录像。董国明待到转天早上天快亮才走，并威胁她不得把这些事告诉家长，否则就勒死她。

阿兰的姑姑告诉警方，她在事发后十来天回娘家时听到侄女说大爹给她看了黄色影碟，她问阿兰是否被强奸了，阿兰听不懂强奸这个词，她换了更通俗的词询问，阿兰肯定地回答是董国明强奸了她。

阿兰的爷爷奶奶告诉警方，得知阿兰被强奸后，阿兰的姑姑给当时在外地的阿兰的爸爸打电话告知情况，这通电话被董国明听到，于是他主动上门，不仅下跪、扇自己耳光道歉，还愿意拿出2万元来做赔偿，希望阿兰一家不要将事情张扬出去。阿兰一家不同意仅以2万元了结此事，后又有同村村民及村干部出面帮助两家协商，均未谈妥，于是阿兰家人选择报警。

另一个版本的讲述：遮家丑的替罪羊？

与阿兰一家人讲述的案发过程相比，董国明向采访人员讲述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经检查，阿兰的处女膜确实有陈旧性撕裂伤。董国明说，他其实是做了阿兰家家丑的替罪羊。

董国明说，他之所以会去阿兰家，是因为阿兰的哥哥刚结婚，新买了一张大床，董国明的女儿也想买张大床，便让董国明去量量阿兰哥哥婚床的尺寸。董国明回忆自己是早上9点多到的阿兰家，他问阿兰：“你妈呢？”阿兰答：“都出去了。 ”他又问：“你哥的床放哪了？”阿兰答：“在二楼哩。 ”董国明上楼量床，刚量完长度，还没量宽度，阿兰就跟了上来。 “她趴在床上，用土话对我说想和我发生关系。 ”董国明说，阿兰的原话他想学，努力了几次后羞臊得用手直打自己的嘴巴，表示他还是说不出口。

听到阿兰的话，董国明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他再次问阿兰说的什么，阿兰将要求又重复了一遍，说完还捂着脸做出了害羞的表情，这一次董国明确定自己没听错。接下来，阿兰说出了更让董国明震惊的话，阿兰提到了自己的一位关系很近的男性长辈，说董国明说话和那位长辈一样，还说那位长辈挣了她30块钱，她还没去找他要。董国明没再问“30块钱”是什么意思，迅速离开了阿兰家。

十几天后，董国明仍然不能将那天的事放下，他觉得两家沾点亲，发生这样的事他不该坐视不管，应该让阿兰的家人知情，管管她，于是他再次来到阿兰家，当日阿兰父母不在家，阿兰的爷爷奶奶在家， “我对她爷爷奶奶说，阿兰不知和谁多次发生了关系，像吸毒一样上瘾了，还要求和我发生关系，你们把她叫来问问就知道了。阿兰被叫来后，我让她奶奶问她谁挣了她30块钱没给，阿兰又说了那个长辈的名字，我又让她奶奶问她弄啥挣了30块钱，她就不讲了，嫌孬，她奶奶这时就开始哭了，一边哭一边喊‘我的娘啊，我的妈呀，她爸妈回来得把她勒死了’ ，结果这时候她爷爷突然说‘别人强奸了别人没来讲你来讲，就是你强奸了推到别人头上’ 。 ”

董国明说，他万万没想到阿兰爷爷会这么说，当场一边打自己的嘴一边说“对不起” ，而后离开。 “我道歉是因为我觉得不该把人家的家丑扬出来，我也不该说阿兰像吸毒上瘾了一样。 ”董国明说。

从2万私了到一分不给

董国明承认他曾答应给阿兰2万元私了，但他表示这个方案不是他提出的。 “阿兰家人托了别人来找我，人家说这事俩人做俩人知，我浑身是嘴说不清，我拿出2万，他能帮我把这事处理好。我当时条件还行，一个月退休金两千多，拿2万没啥问题，我也怕给我嚷嚷出去说不清，所以就同意了。 ”董国明说。

但阿兰家没同意这个价码，他们要求董国明赔偿15万， “他们家人说，家里的沙发、条椅、三张床等家具都糟蹋了，都要换新的，中间人又来找我，说要给15万，还说阿兰家有证据，说有发生关系后擦拭的卫生纸，还说女孩怀孕了，我一听觉得这是好事，有证据能证明我的清白了，我就改主意了，决定不给钱了。转天村长来找我，说不给十五六万，给五六万也行啊，我说村长你不了解，别说五六万了，五六块我也不给，有证据了我就不会给钱了，说完我连烟都没给他吸就让他走了。 ”董国明说。

采访人员联系上了当年作为中间人调解的村民董某，董某证实，他是受阿兰家人之托去找董国明谈的，阿兰家人确实提出过要十几万的要求。

一、二审判决书均记载，董某证言提到董国明事后也找过他，称“他说想阿兰的好事但没有得逞，愿意拿出2万元调解” ，但接受采访人员采访时，董某表示，董国明没有主动找过他，也没有说过那些话。

自称险被刑警骗供为寻清白努力活着

董国明回忆，村长找他无果后3天，他正在医院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妻子通知他去一趟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就被带上了车，车一路开到利辛县刑警队。 “去了以后警察问我，董国明，你知不知道你为啥来，我说我知道，阿兰他们家想敲诈我，警察问我你和阿兰发生了几次关系，我说一次都没发生，警察说现在有卫生纸的物证了，等鉴定结果出来我看你咋狡辩，我说如果鉴定出来是我，马上就枪毙我。在里面我每次都这么回答，只要鉴定出来是我，就立即枪毙我！”说到这里，董国明情绪激动起来。

董国明告诉采访人员，他在刑警队时还差点被骗供， “审我时警察掏出2万元钱，说这是我家人给他的，让他帮我调解，警察问我，不是你干的我拿啥调解，我说你把钱扔沟里我都不管！警察气得说，扔沟里我治你个破坏人民币罪！”

为这2万块钱，董国明心里一直别扭，觉得家里人是帮倒忙，直到他出狱后才知道，家里人根本没给警察送过2万块钱，也没有委托警察帮着调解。

2012年7月17日，董国明被利辛县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驳回阿兰要求董国明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董国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12年10月8日，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2013年1月17日，利辛县人民法院再次以强奸罪判处董国明有期徒刑5年。董国明再次提起上诉， 2013年5月6日，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裁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国明被捕时，术后化疗期还没结束，在看守所里，他曾被警察押着去医院进行化疗，进入监狱后不久，他又突发脑梗，落下了口齿不清、肢体不灵活的毛病，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艰难的，但他始终咬牙坚持， “每天在狱中醒来我都想，我很幸运，我还没死，我一直想，我得活着出去，活着出去才能为自己找回清白。 ”

被隐藏的检验报告“未检见人精斑”

强奸案最重要的证据应该是精斑，而且应该是从受害者的身体里提取的，本案没有从受害者的身体里提取到精液，但是依据阿兰的讲述，警方确实在阿兰家床下找到了一团卫生纸，阿兰说，卫生纸是董国明强奸她后擦拭用的，警方对卫生纸进行了检验，但实际检验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检验结论为“从现场提取的卫生纸上未检见人精斑” ，警方同时在现场提取了两根毛发，检验结论也是“提取的毛发未检出人基因型” 。

“法院第一次发回重审时，补充侦查提纲里提到了这两份物证的检验报告，要求公安机关说明未提交检验报告的原因，后来公安机关提交了，但是庭审笔录显示，没有对这份证据的质证环节，这可以理解为这份证据被隐瞒了。 ”王律师说。

除了这份检验报告，还有其他证据也被隐瞒了。

阿兰说，董国明拍过窗户，还从二楼窗户翻进翻出，但公安机关专门出具了情况说明：对窗户及窗户下方的墙面进行勘查，既没有从那扇窗户上提取到指纹，也没有从窗户及墙面上提取到鞋印。阿兰说，董国明给她看了黄色录像，提到黄色录像里有色情镜头以及打球的情节，公安机关确实在董国明家找到了一张黄色光盘，但那张光盘中没有打球的情节，公安机关为此也出了个情况说明。至于那张光盘的来历，董国明说，他儿子在北京收废品，他的孙子暑假去北京背回来了一书包旧光盘，有动画片还有戏曲等其他的，那张光盘也在其中，光盘都堆在屋子里，他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内容。

以上这些对董国明有利的证据在庭审中也都没有质证，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 “证据是不能隐瞒的，能够证明被告有罪和无罪的证据都应该提供。 ”王律师说。

一个癌症病人的犯罪能力

除了证据层面的问题，王金胜律师认为，阿兰讲述的案发过程也不像是董国明能够完成的。

病历显示，董国明2009年12月10日在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右下肺叶根治性切除术，他的前胸至今还能看到刀口的伤疤。 “是个大手术，身上开了很大的口子。 ”董国明说。

案发时董国明已手术近2年，但化疗期仍未结束。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癌症手术后又在化疗期，他有没有能力完成阿兰讲的犯罪经过，尤其是抱阿兰上楼这种动作，阿兰并不是一个身形消瘦的姑娘，个子不高有点胖，体重应该是超过100斤的。公安勘验笔录显示，董国明翻进阿兰家的窗户距离地面1.85米，以他至多1.7米的身高，又穿着厚厚的棉衣，他能不能爬上这个窗户，能不能抱起100多斤重的物体，这些完全都可以通过侦查实验进行确定。 ”王律师说。

公安为阿兰做了精神司法鉴定，鉴定报告记录，阿兰不能分辨常见颜色，知道20加30等于50 ，但不知道10减7等于多少， IQ小于65 ，鉴定结果为阿兰“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又因其被侵害时既不反抗也不呼喊，讲述被侵害过程时无任何相应内心体验，故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 “这样的一个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能作为证人的，所以阿兰的证言应该全部排除掉，但是阿兰的证言都排除掉以后，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董国明侵害过阿兰了。判决书一方面认定阿兰为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一方面又将她的证言作为给董国明定罪的重要证据。 ”王律师说。

此外，精神司法鉴定报告中明确记载“公安干警对被鉴定人进行询问时发现其不能正常进行言语交流” ，但在指控董国明的笔录中，阿兰的回答却显得条理十分清晰， “屋子里什么东西摆在什么方位，这样家具在那样家具的什么方位，讲得清清楚楚，那份询问笔录是阿兰在母亲的陪伴下做的，我们怀疑警察的问题并不是阿兰亲口回答的。 ”王律师说， “最后就是董国明胸前的那颗痣了，庭审中公诉人说，按照照片，董国明胸前有颗黑痣，几次开庭董国明想当庭撩衣服要求验证，但法官都不让，说庭后再验。这个行为让人比较费解，本人就站在那，怎么也比照片直观吧，又不费事，为什么不当庭检验一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