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航门＂反思:遇到下一个牛某某怎么办 “国航门”反思：如果遇到下

　　“国航门”反思：如果遇到下一个“牛某某” ，我们该怎么办？

　　央视网消息（李姗珊张恪忞樊帆）：“国航门”事发的第5天，编剧李某的置顶微博已与国航无关，微博热搜榜上相关话题也一度下沉。一场沸沸扬扬的“国航监督员”事件，似乎正在慢慢平息。

　　事件也许有“过气”的一天，然而，事件背后所折射的问题，却不应就此隐形。

　　“监督员”风波

　　最初义愤填膺曝出“监督员”事件时，编剧李某可能也没有想到，事件最终会指向精神病患者。

　　13日上午9时左右，李某发布微博，披露12日从成都飞往北京的CA4107航班上，一位自称“国航监督员”的女士，因其他乘客未及时关闭手机而大声斥责，并要求机组报警。航班降落后，这位“监督员”举报的3名旅客，被带到机场公安局滞留7小时。

　　李某质疑，这位乘客是否借监督之名滥用职权、扰乱公共秩序？航空公司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岗位？

　　其后，李某连续发微博曝光，从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这位“监督员”情绪激动，在飞机上走来走去，斥责机舱内的其他乘客“无知” ，使用了“恐吓”、“密谋”、“废话，你管的着吗”、“没文化”等较为过激的语言。

　　对此，有网友表示该“监督员”才是扰乱民航秩序的人，此人到底是谁？并质疑“谁给她这么大权力”？此后，该“监督员”的姓名逐渐被扒出，是一位牛姓女子，而且牛某某还被曝出曾在地铁、公交等多个公共交通工具行使“监督权” 。

　　在地铁中，牛某称要让地铁进行整顿，并报警道“地铁五号线，有人打我，一个男的用拳头，在我脸前比划了好几下。 ”在公交车上，牛某某投诉公交车有安全隐患，勒令所有乘客不准下车，其中包括要去中考的孩子。还有网友表示，曾经在公园的游艇上遇见她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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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发酵十二小时之后，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也就是在13日当晚，国航相关负责人曾向编剧李某以及被此事影响的公务舱旅客致歉，并解释了牛某某的身份背景，称其确实是国航员工，但因十几年前精神出现问题，已被停飞多年，患有双相情感障碍。

　　同时，国航还表示了无奈：“他们无权限制牛的人身自由，无权拒绝牛上飞机！”“目前禁止乘机的规定中，不包含精神病人。牛某某虽然是国航的员工，也是普通乘客，在她看上去精神正常的状态下，我们无权拒绝她登机。 ”并希望编剧李某不要把牛某的个人隐私公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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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编剧李某发布名为《国航：对精神病患员工无法辞退无法拒乘，对事件无责任，对乘客无赔偿》的博文，李某质疑， 7月8日，牛某某在北京飞成都的CA4194航班上已经出现了从经济舱前往头等舱骚扰乘客事件，机组人员按规定应予上报。因此她表示，除了相关部门通报的黑名单，航空公司在管理制度中也赋予了机长有拒绝承运不宜乘坐飞机者的权力。

　　根据编剧李某的微博，国航作出如下回应：机长的确有这个权力，但当时牛某某的表现是正常的。即便现在，经历了7月8号和12号的事件，公安机关也没有认定她不宜乘机。如果她再次乘机，只要看上去没有明显异常，机长也无权拒绝她乘机，无权要求她出具精神状况正常的证明。

　　从“监督员”到“精神病” ， “国航监督员”事件的争议点又转移到了精神病患能否登机上。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34条规定：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运人不予承运。民航机长孟斌认为，如果确认旅客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按照规定，航空公司可以拒绝承运。

　　2008年6月10日，从洛杉矶飞往北京的国航CA904航班上，也确实发生过对精神病患拒绝承运的先例。据媒体报道，曾出演《北京人在纽约》的演员王姬13岁的儿子，因为患有智力障碍，当日在外婆陪同下凌晨登机，随后被机长以安全为由逐下飞机。

　　王姬曾含泪感叹“维护一个残疾人的权益非常难” 。

　　精神病患属弱势群体，此次“监督员”事件引发的争议，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一些精神病患的担忧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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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李某15日下午发文称，她收到几位有精神疾病的网友留言，担心会影响他们以后的正常出行。李某表示：“非常抱歉给你们带来的困扰和不安。我不歧视任何病人，我只是认为对熟悉飞机操作的、有过前科的特殊病人应在医师证实处于正常状态的情况下登机，若状态不明应由监护人陪同。 ”

　　如编剧李某所言，精神病患搭乘飞机， “如果遇到脾气暴躁的乘客，和她（牛某某）剧烈冲突甚至导致刑事案件，这个风险难道不是危害航空安全？而她本人也可能做出其他更极端的危害行为。 ”

　　其实，这也是大众心中疑虑和担忧。

　　弱势群体VS躲不起的伤害

　　一方面是精神病患的个人合法权益，一方面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谁来权衡？如何权衡？似乎不只是“孰重孰轻”那么简单。

　　北京回龙观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孙毅医生告诉央视网采访人员：“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类既有躁狂发作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常见精神障碍。躁狂发作时常见情感高涨，言语活动增多（比如说话滔滔不绝，难以插话，有时说大话等），精力充沛，爱管闲事，主意多，变化快，睡眠减少等等。抑郁发作时，情绪低落、愉快感丧失，言语活动减少，反应迟钝，记忆下降，全身乏力。可有轻生厌世观念，可有自伤自杀行为。 ”

　　据统计，双相障碍患者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倍， 25-50%的双相障碍患者有过自杀行为， 11-19%自杀身亡，年轻患者首次诊断后的第一年尤其容易发生自杀。躁郁症患者和家人生活在痛苦中，生活质量普遍不高。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博士也曾表示，在本质上，很多精神病患者其实对社会充满了恐惧与害怕，而不是敌意与攻击，因此他们大多数都是退缩的、与社会隔离的，因为他们觉得社会让他不安，在本质上，是他们害怕社会。

　　社会对精神病患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出于无知或偏见，现实社会对精神病患者不够友好，甚至攻击、歧视他们……”如此，使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家有病人，病人及其家庭都要面临强大的来自社会的偏见、歧视与威胁，并失去很多。

　　精神病患恐惧社会，然而，生活的现实是，大众反而“更害怕”精神病人，把他们称为“躲不起的伤害” 。

　　网络检索“精神病”、“伤人”等关键词，不乏精神障碍患者行凶伤人的恶性事件。

　　2011年3月， “机场刺母案”的嫌犯汪某，被司法机关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2012年11月29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康红千被患者用斧头砍死，嫌犯王某被证实“中度抑郁发作” ，曾“有受害幻想”；2013年6月3日，一精神病男子手持镰刀出现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中学附近民乐路街头，对路上行人随意追砍，危及中学师生安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 ，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碍患者，每100个患者中，就有1人是重症精神病人。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曾表示， “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有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 ”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通过对1515例精神病刑事鉴定案分析后发现，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是精神病患“排名前三”的肇事肇祸行为，占94.1% 。如果精神分裂症实施社会危害行为，发生人身伤害事件的可能性将会在50%以上。

　　所幸，牛某某在飞机上并没有危及其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这也给我们打了一剂警醒针，精神病患应该如何管理？公共安全和精神病患的平等民事权益之间要如何平衡？如何在确保公共安全的同时，又尊重和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反思刻不容缓，莫等悲剧发生。

　　病有所医 “疯”有所控

　　继7月8日， “牛某某”在CA4194航班上出现骚扰乘客事件后， 7月12日她又单独出现在飞机上行驶“监督权” 。作为精神病患，牛某某为什么单独出行？她的家人为何没有陪同？

　　“一个精神状态异常的人，平时谁来发现和干预？”对于精神病患的管理，有网友质疑处于“事前没人管，事后管不了”的尴尬状态。

　　有媒体报道显示，近4成精神病患作案时确实“控制能力缺乏” 。可见，相比案发后“亡羊补牢” ，不如事先做好治疗和监管，尤其是治疗——它是最好的预防手段。

　　2016年公安部发布了《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送审稿规定，需强制收治的人有两种，一是实施危害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人，二是将要实施危害的人。

　　“十二五”期间，特别是《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各地开展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30万人，其中73.2%的患者接受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随访管理及康复指导服务。

　　孙毅向央视网采访人员表示：“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

　　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到2020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及精神分裂症治疗率都要达到80%以上，全国精神科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也就是每10万人口至少有2.8名医生为大家服务，同时基层精神卫生防治人员、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师等都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除了医院，社区、公安是否也能否肩负起管理之责？

　　我国精神专家杨德森在对本世纪初期国内外精神卫生工作开展情况的研究中认为，需要首先发展社区精神卫生工作。 “政府需要进一步引导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提倡建立多种社区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机构，鼓励公办、民办共同发展。需要专门组织专业的社区精神科医生团队，能够维持社区工作的有序进行。 ”

　　但许多专家提出，途径应当是多元的。他们呼吁：“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 。 ”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眼中，最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患者发病时，第一时间到专门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待两三个月病情稳定后，一步步转到康复医院；最终，转到社区去。 “这里，每个环节都应该是‘无缝交接’的，确保病患的信息在各家机构间顺利传递，并有专门机构、专人负责管控。 ”

　　至于“牛某某”可否坐飞机？

　　航空法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层空间法研究所所长高国柱向央视网采访人员说明，要考虑《精神卫生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在公共安全和保护平等民事权益之间寻求平衡。建议发病期的精神病人禁止登机，康复期内精神稳定的患者，由监护人陪同，获得航司许可下，可以购票登机，但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监护法专家、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王竹青向央视网采访人员表示，精神病人在稳定期能够乘坐飞机，但应有家属陪伴。精神病人在飞行期间发病危害公共安全的，应由飞行安全员进行处理。建议建立黑名单制度，对精神病人和普通人采取同样标准，以危害行为的程度确定是否禁止其乘坐飞机。在承担责任方面，普通人危害公共安全的，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的，应接受强制治疗。

　　据专家介绍，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轻度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等心理障碍会像感冒一样普遍。令专家异常担忧的是，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已超1600万人，但能住院治疗的只有极少数。

　　不论是一般的心理障碍者，还是民间所说的“武疯子” ，相信一套从家庭到社区、从医院到公安的社会网络化干预机制，都是化解危机的最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