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苏州日报】曹安俊:法制宣传关注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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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安俊

我与《苏州日报》结缘还要追溯到1986年 。 那一年我通过全市检察干部公开招聘入职 , 被分配在办公室当一名秘书 。 刚上岗不久跟随一位老检察官去太湖西山岛(现金庭镇)办案体验 。 当时没有太湖大桥 , 上岛要坐大半天机动船 。 我们将近黄昏才到达镇上 , 办好入住旅馆手续后就去一家小饭店吃饭 。 因为岛上电力不足 , 在昏暗的灯光下也就我们两人吃饭 。 服务员是一位大约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 因为人少 , 她送完饭菜后 , 随意坐下聊了一会 , 发现岛上还是很闭塞 , 文化生活几乎空白 , 想要继续学习买本书籍也比较困难 。 听了小姑娘的叹息 , 心中不免有几分感慨 , 回来后即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短小随感:《农村青年的文化生活急盼关心》 , 投寄到苏州日报编辑部 。 大概一个月后居然收到了用稿通知 。 虽然只是“豆腐干”文章 , 但这是第一次见报 , 我真是喜出望外 , 甚至有段时间报纸一直放在包里 , 逢人必露 。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是宣传主力工具 , 尤其《苏州日报》又是苏州市委机关报 , 我的记忆中 , 苏州无人不晓 , 无人不知 。

因为那次的收获 , 我有了一份自信 , 有了一份目标 , 从此我与《苏州日报》结上了良缘 , 也为我日后办公室秘书的工作 , 打开了一片宽广天地 , 给了我许多年的用武之地 。 我利用当时充足的检察院办案案例 , 主动上门联系了报社法制版面的责任编辑 , 并且通过生动的法制宣传实例 , 使呆板的文字变成一部部活生生的法制教材 , 展现在读者面前 。

当时 , 《苏州日报》每期法制专栏 , 我会情不自禁翻看一下自己的文章登报了没有 , 每当我写出的法制类文章登载出来时 , 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自豪 , 就连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会关注着我的文章 。 编辑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 《苏州日报》也成为我的好伴侣 , 报纸的宣传作用威力无比 。 为了提高可读性 , 报社编辑总会指导我写稿重点 , 我也常常与编辑探讨法律专业与文采的结合 , 先后开辟了以案说法、法制故事、观察与思考等专题 , 发表了许多既有趣又可读性强的文章 , 宣传效果自然大大提高 。 这其中最令我难忘的稿件 , 是关于一群不满14周岁的小孩盗窃案件的法制调查 , 由于这批小孩总因达不到刑事责任年龄 , 多次抓获后而又全部放走 , 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 为了弄清事实 , 了解案件背后的真相 , 《苏州日报》法制栏目决定与我约稿 , 并开辟了专题 。 我通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 , 终于揭开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 这群小孩子绝大多数都因父母离异而放弃了管教 , 学校无力管理 , 法律又无能为力 , 成了三不管人员 。 当这篇法制调查登出后 , 引起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 事后还召开多个相关部门的座谈会 , 研究落实共同治理的措施 。 我想这才是《苏州日报》的魅力所在 , 也是我与该报结缘多年的丰厚成果 。

即使新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 , 我对传统媒体的那份热情并没有熄灭 , 因为我们这一代对《苏州日报》有着独特的情怀 , 她给我们带来快乐 , 带来工作热情 。 现在 , 每当我翻看《苏州日报》时 , 报纸的清香、版面的新颖、内容的广泛 , 依然让我感到熟悉而亲切 , 仍有一种激情久久在心中荡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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