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良渚古城遗址“入遗”需警惕过度开发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12日电题:《

　　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12日电题:《张敬伟:良渚古城遗址“入遗”需警惕过度开发》

　　作者张敬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进入世遗名录,意义非同寻常。良渚文化是南方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代表,上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发掘,到2007年发现具有城墙实证意义上的遗址。早期发现的稻米、玉器、陶器、犁具、纺织品等,证实良渚文化当时已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尤其是稻作文化相对发达。随着良渚文化的进一步考古发掘,良渚文化的范围确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区域。更重要的是,经过70年的考古发掘,良渚文化不仅有了农业、手工业的分工,而且还呈现出阶级分化和城市文化的特征。

　　良渚古城遗址“入遗”,有助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认识。西方主导的考古学重视实证考古,中国古书记载的夏朝由于缺少明确实证,长期不为国际社会认可。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历史,始于35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而在安阳殷墟发掘出代表商代文字的甲骨文之前,殷商也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文明并非虚无,文化存在传承,历史记载的殷商从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到殷墟文字的实证,中国人确信5000年文明史绝非浪得虚名而是信史。

　　良渚古城遗址“入遗”成功,虽然要素只是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同时期分等级的墓地(含祭坛),但由于良渚文化出土了不同时期的文物,给良渚文化超过5000年提供了足够的实证证据,形成了严整的文化传承链条。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遗址真实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发展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良渚古城遗址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

　　“区域性国家”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们各有其言。参照古书记载,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和传说中的虞朝相关,也有从夏禹治水的传说得出夏禹和良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说和信史并非截然割裂,但要拨开历史迷雾,尤其是拂去传说中的神秘尘埃,还原出历史真相,还需要历史学和考古学家们继续努力,通过可佐证的出土文物确认。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习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遗产、文化名人都成了发展经济的道具和棋子,由此而生的名人争夺战以及地方利益主导下的功利性考古争议,成为令人不安的陋习和流弊。

　　“入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而非功利性开发或者引导性建设旅游设施。良渚古城遗址“入遗”,要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趟出一条新路,保护当为首要,开发不可浮躁。否则,一旦这一遗址过度开发,商业项目搭车扎堆,或成为新的旅游热点,就会冲淡良渚古城遗址的文化意义,甚至面临被世界遗产名录“除名”的危险,对此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