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号称营收600多亿,去年骤降至不足50亿,这家国企怎么了?
首发:7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人员徐海涛、汪奥娜
徽商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品牌 。 在当代中国 , 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居徽商地 , 冠徽商名 , 5年前还号称年营业收入600多亿元、将冲击“千亿徽商” , 如今却陷入亏损 , 年收入剧降至不足50亿元 。 这就是安徽徽商集团 。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企的首要职责 , 徽商集团为何短时间内如此“巨额减值”?《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人员调查发现 , 其中有市场波动的因素 , 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长许家贵、原纪委书记张皓为首的管理层“内控式腐败” 。 他们无视风险、虚增业绩、疯狂寻租 , 其中仅许家贵一人就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9.8亿元 , 使一块国资“金字招牌”几近被掏空 。 内部贪腐成风 , 对外却极尽粉饰 , 使“腐败肿瘤”难以暴露 , 越长越大直至失控 。
徽商集团窝案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 , 全面整改行动随之启动 。 目前 , 徽商集团在新的管理团队带领下艰难自救 , 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 , 提出了今年扭亏为盈的目标 。 但在令人痛心的国资流失背后 , 暴露出一些国企“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等典型问题 , 仍值得深思 。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 唯独国企债台高筑
近期 , 徽商集团旗下的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韩贻坤因犯受贿、行贿、国有公司人员失职、为亲友非法牟利“四宗罪” , 被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 至此 , 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被法办 。
徽商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家贵和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张皓 , 均因犯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 于今年初分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10年零6个月 。
此前 , 还有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徽商金属公司董事长刘勇、徽商集团下辖的徽商城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柯耀、徽商创元装饰工程公司原董事长张兵及总经理宋建军……徽商集团有近二十名中高级管理人员落马 , 涉及多个子公司负责人以及29名民营企业老板 。
国企高管与民企老板“组团出事” , 这种大规模贪腐窝案并不多见 。 纵观该案的一个突出特点 , 就是国企管理人员与民营企业老板深度勾结、里应外合、损公自肥 。
徽商集团在合肥肥东开发区有一块1000多亩的土地 , 董事长许家贵主导与民营企业老板范某合作 , 以徽商集团出地、范某公司出资方式 , 共建批发市场 。 范某承诺分期付给许家贵500万元“好处费” , 并送给具体负责项目的徽商城董事长柯耀60万元 , 使这个项目有了两份内外不同的“阴阳协议” 。 徽商集团对上级报备的项目收益分成为5比5 , 对内则实际按照2比8分成 , 范某实得大头 , 并借机坐支、截留、挪用项目收入数亿元 , 留给徽商集团的却是巨大的投资风险 。
徽商集团持有34%股权的徽商创元公司 , 开发的多个房地产项目存在违规招投标、提前支付工程款、向个人高息借款等问题 。 但由于该公司负责人向许家贵、张皓行贿 , 集团公司不仅不查处 , 反而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金和担保 。 创元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失败 , 徽商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多个账号被查封 , 股权、土地被冻结 , 涉及金额巨大 。
许家贵收受安徽某投资公司董事余某350万元 , 为其取得徽商集团池州住宅项目的合作开发权提供帮助 。 收受江苏徐州某铸业公司负责人金某100余万元财物 , 为其提供帮助 , 使其从徽商金属公司套走3.4亿元 。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 唯独国企债台高筑 。 ”一位办案人员痛心地总结 。
领导带头当“硕鼠” , 带坏了徽商集团的风气 , 管理层从上到下几乎“能贪尽贪” 。 就连一名驾驶员也通过给民企融资4000万元过程中“拉皮条” , 一笔就“提成”66.7万元 。
谎报业绩胡乱作为 , “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
徽商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由安徽省物资局等改制、重组而来 , 是国家重点、省域龙头商业企业 , 旗下拥有中高档的商之都百货、面向大众的红府超市、面向“三农”的农家福农资等多个知名商业品牌 。 发展到2010年时 , 集团已有16家购物中心、800多家超市、20家电器连锁店、1670家农资连锁店 , 堪称一艘国有“商业巨轮” 。
2010年 , 徽商集团以营业收入343.8亿元位列中国企业500强188位 。 董事长许家贵提出打造“千亿徽商” , 力争到2015年经营规模突破1000亿元 , 成为“千亿级别的现代流通航母” 。
但是 , 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从市场实际出发 , 而是采取行政工作分解的方式 , 集团总部简单地将销售额年均增长20%以上作为业绩考核目标 。 各子公司为完成任务 , 有的偏离主业盲目拓展业务 , 有的编造数字谎报业绩 , 八仙过海 , 乱象丛生 。
作为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 , 徽商金属公司曾是安徽省实力最雄厚、专业性最强的股份制流通企业 , 为了“五年规模翻五倍” , 竟然放弃传统的钢材购销业务 , 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虚假融资性贸易中 。 2012年至2014年间 , 虚假融资性贸易业务规模达136亿元 , 形成近27亿元欠款难以收回 , 公司资不抵债 。
徽商农家福本以经营农资为主 , 却贸然进入房地产领域开发了多个项目 , 终因业务不熟、管理不善全部亏本 , 并造成大量矛盾纠纷 。 商之都不计成本盲目扩张 , 导致多个新开门店连年亏损 。
越亏越借 , 越借越亏 , 徽商集团陷入恶性循环 , 内部长期运行两本账 , 虚构业绩骗取贷款成为惯用手法 。 2014年末集团净资产只有9.22亿元 , 报送银行的数字却达32.48亿元 。
徽商集团的经营状态持续恶化 , 经审计到2016年7月底 , 集团净资产为负12亿元 , 仅两家子公司账面微利 , 多数资不抵债 。 短短几年间 , “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 , 一家大型国企几近被掏空 。
“内控式腐败”侵蚀“国企大树”
徽商集团“内疾”如此严重 , 为何外部长期未发现?据采访人员调查 ,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控式腐败” 。 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内部人控制” , 是指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 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 , 导致经营者控制公司 , 股东难以对其有效监督从而利益受损的现象 。 一个典型表现 , 就是国企管理者腐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
在徽商集团窝案中 , “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升级为“内控式腐败” 。 由于管理层贪腐成风 , 最终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共同贪腐的局面 , 人人参与、各取所需、相互包庇 , 目标从“腐败平衡”到“腐败共赢” 。
二是内外监督失灵 。 董事长许家贵担心监督别人引爆自身的“炸弹” , 见了问题绕着走 。 纪委书记张皓自身不正、腰杆不硬 , 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 , 对审计、督查发现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 , 对信访核查大多“暂不处理 , 仅作组织掌握” 。 集团纪委十年未查一起案件 , 甚至将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长韩贻坤问题的举报信直接转回该公司 , 最终落入被举报人之手 。
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当时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 , 对徽商集团偏离主业、有章不循等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制止 。 监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 , 事前管控和事中监督乏力 , 对集团违规超净资产红线担保、超持股比例担保等问题 , 未能及时叫停严肃追责 。
内部贪腐成风 , 外部风平浪静 。 就这样 , 徽商集团出现问题近十年 , 却几乎没有举报 , “暗腐败”将这棵“国企大树”侵蚀得千疮百孔 。
董事长只为“多捞钱” , “四风”盛行败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 。 采访人员了解到 , 徽商集团许家贵这一批腐败分子 , 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 , 54岁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 他坦言 , 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当了12年的副厅级干部 , 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顶峰 , 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 , “那无非就在企业多拿一些钱” 。
党的十八大之后 , 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置若罔闻 , “四风”问题突出 。 集团总部长期以领导机关自居 , 行政色彩浓厚 , 许家贵、张皓等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 , 习惯在办公室指挥调度 , 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 , 当时的公司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 , 集团每月召开的经营调度会 , 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 , 子公司大都报喜不报忧 , 到处是“创新”“亮点” , 对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 , 好大喜功、虚增业绩 。 在他任上 , 徽商集团公布的营业收入连年提高 , 数字逐步迈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台阶 , 到他退休的2014年 , 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 , 名列中国企业500强201位 。
但《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人员从相关渠道了解到 , 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 , 2014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107.6亿元 , 且亏损2.9亿元 。 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 , 到了2016年 , 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至44.4亿元 , 亏损扩大至3.9亿元 。
“许家贵爱搞政绩 , 集团在全国500强中的排名上移 , 他就觉得脸上有光 , 还可以多拿奖金 。 ”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 , 查出一系列作风问题 。 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 , 仅徽商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 , 超标接待、铺张浪费司空见惯 。
办案人员介绍 , 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 , 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打牌、打球 。 经查 , 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员工就有4人 。 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书籍《徽商之道》 , 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润稿” , 出版后自己署名 。
徽商集团政治生态恶化 , 内部用人问题突出 , 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严重 。 2012年集团53名后备干部中只有2名一线职工 , 73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18人的近亲属在集团任职 。 许家贵将儿媳提拔为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 , 张皓违规干预让民主投票仅排名第六的人选“上位” 。 劣币驱除良币 , 几年里徽商集团累计离职1000余人 , 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
企业的状况让很多员工感到揪心和愤慨 。 “我当年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工作 , 心里非常自豪非常高兴 。 ”一位在徽商集团工作近30年的老员工说 , 从来没想过集团会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 , 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 。
腐败高发的背后:党组织形同虚设
2017年底 , 安徽省委巡视发现徽商集团的腐败问题 , 并进行了严肃查处 。 以许家贵、张皓为首的贪腐分子被立案审查 , 开除党籍公职 , 没收违法所得 , 移送司法处理 。 其中许家贵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 并处罚金300万元;对其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 , 其他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 张皓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 , 并处罚金80万元 。
安徽省委剖析认为 , 徽商集团腐败窝案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 。 据了解 , 在许家贵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 , 徽商集团党委长期借口讲业务不讲政治 , 长期不抓党建 , 党组织不健全 , 集团内部党组织班子成员曾缺员20多人 , 6个支部书记长期空缺 , 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几近丧失 。 多年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 , 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曾一年只有两次 。
根据安徽省委部署 , 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以徽商集团窝案作为主要反面教材 , 在全省国资系统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教育 。
刮骨疗伤、消除沉疴 , 在持续数年的震荡后 , 徽商集团在新一任领导班子带领下艰难求生存 , 加强党建、稳定局面、清欠挽损、恢复经营 。
2018年 , 徽商集团经营状况明显改观 , 亏损大幅减少 , 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 , 增长2% 。 13家直属(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货、徽商化轻等5家实现盈利 , 徽商金属等4家公司减亏 。
“集团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 , 生存问题基本解决 , 但发展仍很艰难 。 ”徽商集团新任董事长潘友华表示 。
据了解 , 徽商集团当前仍面临资金缺口、人才缺口、员工安置等难题 。 集团党委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号召 , 知耻后勇推动集团重生 。
对国企腐败“三化”需针对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据了解 , 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中暴露出的三大突出问题 , 在近年来的国企腐败案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
比如用人行政化问题 , 国企成了一些党政干部仕途的最后一站 , 调任国企担任领导仅因“级别合适”而非事业需要 , 有的不具备专业能力 , 有的带着“失落感”和养老心态 , 有的抱着“最后捞点钱”的不良动机 , 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风险或损失 。
除了许家贵 , 还有近期被控受贿1500多万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白泰平 , 坦言自己57岁时从安徽省政协秘书长岗位调到企业任职 , 总想着还有3年退休 , 最后捞一把 。 安徽出版集团原董事长王亚非 , 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事业“铺路” , 大肆利用国企的各种资源为自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人谋利 , 受贿403万余元、挪用公款5100万元 , 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90万元 。
有的国企长期处于近似于“监管真空”的状态 , 如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孟庄煤矿 , 原矿长许家满利用上级集团公司监督乏力、同级监督缺失 , 以及生产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故意有令不行 , 先后侵吞公款8241万元 , 私分国有资产955万元 , 受贿485万元 。 拿着这些不义之财 , 许家满在合肥市多个楼盘累计购买了近50个商铺 , 企图将贪腐而来的国有资产洗白为个人资产 。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财富 。 专家认为 , 要遏制腐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发展目标 , 根本出路是依靠党的领导 , 完善纪检监察体系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 是国企的“根”和“魂” , 必须在国企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 , 强化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
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认为 , 非垄断型国企身处市场竞争中 , 需要高级专业经营人才 。 让“仕途无望”的机关干部进入国企领导岗位 , 要么没有专业能力或兴趣 , 要么想在退休前“捞一把” , 这样的照顾性安排会使国有资产面临巨大风险 。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 , 国企在选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党政机关的等级授职制 , 层层任命产生 。 在“生存法则”的作用下 , 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容易“抱团” , 导致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重叠 , 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 , 同时不少企业的监事会与外部审计常常是“蜻蜓点水”“走形式” , 在“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外部治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 此外部分国企的信息公开不充分 , 使社会公众监督难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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