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移出工作群被跟踪 34岁女白领遭遇怀孕歧视
[] 提示您本文原始标题：向前一步：34岁女白领遭遇怀孕歧视之后 ， 维权多难？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朱莹
忆起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 ， 刘怡然至今心情复杂 。
那是2017年5月21日上午 ， 北京阳光灿烂 ， 没有风 。 在北京妇产医院 ， 医生告诉她怀孕了 ， 她像一头迷路的鹿 ， 慌乱无措 。
对于34岁的她来说 ， 怀孕不在计划之内 。 结婚六年 ， 她一直纠结于丁克还是生孩子 ， 直到意外降临 。
那时 ， 她是北京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市场总监 ， 所在部门几乎承担着公司最重要的业务 ， 事业正发展向好 。
当她将怀孕的消息告诉领导后 ， 一切都不一样了——工作岗位被替代 ， 被移出工作群 ， 清退办公桌 ， 停发工资……生活骤然跌入谷底 。
一场关于怀孕歧视的漫长拉锯 ， 伴随着腹中新生命 ， 悄无声息地向她席卷 。 她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女主人公一样 ， 固执地“想要一个说法、一个道歉、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 ， 但她发现 ， “维权的难度超乎想象” 。 她数度迷茫 ， 这样的坚持 ， 值不值得？
“要不要？”
34岁之前 ， 刘怡然的人生一路顺遂 。 她1983年出生在哈尔滨 ， 大学毕业后 ， 跟随邻校同龄的男友北漂 ， 进入北京一家创业型互联网公司 ， 之后又辗转三四家互联网公司 ， 做网站运营、新媒体工作 。
2015年 ， 工作的第十年 ， 她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 ， 想往移动互联网方向发展 ， 于是重找工作 。
第一份面试邀约来自北京一家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创业公司 。 面试时 ， 32岁的她被问到了生孩子的问题 。 她说 ， 目前想做丁克 。
这个想法源于她11岁时父母分开 ， 从此跟随母亲生活 ， “我想要孩子 ， 但是害怕会给他带来伤害 ， 所以宁愿做丁克 。 ”
最初 ， 考虑到这家公司要上六天班 ， 只有10来人 ， 一人得身兼数职 ， 刘怡然婉拒了 。 CEO发来消息 ， 介绍了公司的优势、未来发展前景 。 她被那种创业的目标感吸引 ， 2015年3月12日入职该公司 ， 负责新媒体运营 ， 月薪一万五千元 。 三个月后 ， 转为企划部主管 。
当年11月 ， 她被改签合同到其控股子公司A公司 ， 担任公关总监 。 第二年转为市场总监 ， 负责品牌等方面的工作 ， 月薪慢慢涨到2万 。
工作时间朝九晚七 ， 但她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 ， 甚至凌晨 ， 周六也很少休息 。 每隔一两个月 ， 产品上线之际 ， 那一周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 。 累了 ， 把瑜伽垫铺地上眯一会儿 ， 醒来继续工作 。
刘怡然被同事们唤“刘大人” ， 多用“工作努力”、“负责”、“女强人”等词评价她 。
公司氛围也有些压抑 ， 有其他部门同事将雨后彩虹照片发到工作群 ， 就被领导叫到办公室骂了 。 曾在这家公司工作过半年的程欣语记得 ， 刚入职那阵 ， APP新版本正要上线 ， 一到下班时间 ， 公司领导有时会坐在门口 ， “谁也不敢走 ， 正点下班会受到白眼 。 ”
刘怡然自己后来整理工作邮箱时发现 ， 工作两年多 ， 超出工作时间之外的邮件就有500多封 ， 大多是凌晨时发的 ， 有时是周末凌晨 。
与忙碌相伴的 ， 是经常性的胃疼和整夜的失眠 ， 有时睁眼到早上五六点还睡不着 ， “很多个瞬间 ， 会觉得很累 ，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 ”
2017年4月 ， 公司召开季度大会 ， 这一年的重要业务几乎都安排到她所在的部门 。 她还协助领导分担公司管理事宜 ， 这让她感觉“整个人的价值是被肯定的状态” ， 充满干劲 。
直到5月21日周末 ， 医生告诉她 ， 她怀孕了 。
此前 ， 她从未想过会怀孕 。 检查前一天 ， 还和朋友去喝过酒 。
担心影响工作 ， 那天上午九点多 ， 刚从医院出来 ， 刘怡然就在和CEO、副总裁三人组成的微信群里说 ， “有一个坏消息 ， 我怀孕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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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怀孕后 ， 刘怡然很快告诉领导 。 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两位女领导和她年龄相仿 ， 关系很好 ， 经常一起吃饭 ， 生活中有什么事也会互相帮忙 。
但这次 ， 她俩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 ， 一个说“恭喜恭喜” ， 另一个说“这是好事情啊 ， 要不要？”她说还在纠结 ， 要跟丈夫商量下 。
刘怡然的丈夫很开心 ， 希望生下孩子 。 她则隐隐有些不安 。
“那我干什么？”
查出怀孕的第二天是周一 。 早会后 ， CEO告诉刘怡然 ， 派她到深圳和上海出差四天 。
入职以来 ， 刘怡然只出差过两次 ， 一次当天返回 ， 另一次第二天返回 ， 都是提前通知 ， 有同事一起 。 这次只有她一个人 ， 又是刚怀孕一个来月 ， 她有些担心身体状况 ， 领导让她“克服下” 。
出差第二天 ， 她开始发烧 ， 硬撑到最后一天 。 回京后吃药治疗 ， 身体才好转 。
5月31日 ， 出差回来后第一天上班 ， 她发现公司在招聘网站上新增了一个岗位 ， 职位和工作内容和自己的一样 。
部门面试也不再通过她 ， 而是直接由副总裁接手 。 副总裁还越过她 ， 直接找她的下属去开会 。 以前一去办公室 ， 各种工作任务压过来 ， 但那天 ， 除了之前的工作 ， 没新任务了 。
她心里难受 ， 想不明白 ， 中午没吃饭 ， 趴在办公桌上哭 。 副总裁看到后 ， 把她叫到办公室 ， 说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 ， 需要找人分担她的工作 。 在她出差期间 ， 她们已经面试成功了一个人 ， 对方7月15日入职 。 在这之前 ， 由副总裁完成她的那部分工作 。
刘怡然问 ， “那我干什么？”副总裁说：“你能干嘛就干点什么 。 之后可以去做一些助理类工作 。 ”她忍不住一直哭 。
等到6月26日 ， 她肚子疼得厉害 ， 去医院后 ， 医生说是先兆性流产 ， 建议在家静养 。 她按流程给公司人力和副总裁发邮件 ， 请求休半个月病假 ， 在家办公 。 副总裁回复邮件表示同意 。
那半个月 ， 她没被安排新的工作任务 ， 销售、商务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人做 ， 自己继续做之前的工作 ， 撰写品牌稿件等 。
半个月后 ， 身体仍未好转 ， 她又休了半个月病假 。
7月19日 ， 公司群发会议通知 ， 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 她所在部门变更为品牌营销中心 ， 负责人变成了新入职的那位员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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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然办公桌被清退 ， 工作由新同事接替 。
第二天 ， CEO助理在微信上告诉她 ， 公司调整部门和座位 ， 她的办公用品被拿到了助理处 。 四天后 ， 又告诉她 ， 公司品牌宣传等工作转由新的品牌总监负责 。
她私下询问以前的合作伙伴 ， 得知新品牌总监已和他们联系 ， “说是你那边身体原因 ， 主要对内了 ， 她负责对外 。 ”
高龄怀孕 ， 加之身体透支严重 ， 她身体状况不太好 。 医生告诉她 ， 这个孩子不要的话 ， 以后再要孩子会很难 ， 建议她卧床保胎 。
7月30日 ， 她申请再休一个月病假 。 副总裁同意了 ， 让她去公司办理工作交接 。 她记得那天走进办公室后 ， 同事们看她一眼 ， 便不再言语 ， 没人跟她打招呼 。
“把我开除了吗？”
8月3日 ， 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 ， 说请病假需提供北京市三甲医院证明 ， 包括诊断证明书、休假建议条、病历、医药费收据等原件；病假结束销假时提供病历册、检查单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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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 ， 让补办病假手续 。
她当时已经看完病 ， 没有留存这些资料 。 “有的材料 ， 比如休假建议条 ， 医院说没有这个 ， 没办法提供 。 ”刘怡然很无奈 ， 之前休病假副总裁都同意了 ， 人力主管也没有提到交病假材料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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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然收到停发工资邮件通知 。
5天后 ， 她收到邮件 ， 说如果不能按要求办理请假手续 ， 她7月份工资暂停发放 。
刘怡然觉得不公 ， 8月11日 ， 她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想要回工资和入职以来的加班费 。
这之后 ， 她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发表“公司不发工资 ， 逼怀孕员工辞职”之类的言论 。 公司发来律师函 ， 指责她造谣损害公司信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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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然被移除微信群 。
没多久 ， 她的工作邮箱被关闭 ， 陆续被从工作微信群、QQ群中移除 。 她给人力主管发消息“把我开除了吗？” ， 对方没有回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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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然询问人力主管 ， 自己是否被开除 。
前同事得知她的情况后联系她 ， 说自己之前的工资也有问题 。 她便在朋友圈发布了这一消息 ， 并晒出工资条照片 。 公司认为她泄露员工工资 ， 以泄露商业机密为由起诉她 。
她转而向媒体求助 ， 一家自媒体平台发布了她自述被拖欠工资的报道 ， 公司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她 。
两起诉讼去年已经开庭 ， 不过至今没出结果 。
“这是一条更艰辛难走的路”
刘怡然自诩非典型东北姑娘 ， 内向、宅、不愿惹麻烦 ， 希望能很快解决问题 。 但这次她选择了以一种“最麻烦的方式”反抗 。
从2017年8月11日开始 ， 她先后向朝阳区仲裁委提请了5个劳动仲裁 ， 其中3个为病假工资 ， 另外还包括加班费、生育津贴等 。
刚开始由于不懂法 ， 前两个月的工资申请后没发下来 ， 她迫不及待地去申请中间两个月的工资 ， 过两个月又去申请第三次 ， “导致一个裁决要等另一个裁决的结果 ， 这是我的血泪教训 。 ”
由于提交的多为电子证据 ， 没有原件或未经公证 ， 证据不予采信 ， 加班费和工资申请大部分被驳回 ， 只有后期补交了病假手续的那部分工资获得了支持 ， 公司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她5664元 。 然而 ， 判决期过 ， 公司还未履行 。 她请求法官强制执行 ， 公司才将执行款打给她 。
仲裁裁决书中 ， 公司辩护律师称 ， 她有100多天没有按规定办理病假手续 ， 后期补交了手续的病假工资已经支付了 。
生完孩子后 ， 她申请了生育医疗费和143天产假的生育津贴 。 社保局将两笔费用打到公司账户 ， 公司以她未提交完整病假手续为由扣留 。 她不得已又申请劳动仲裁 ， 获得支持 ， 公司这才将钱打给她 。
不过 ， 生育津贴是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 而非她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缴纳 ， 差额部分以及离职补偿金等至今还在等待判决 。
“原以为法律是唯一出口 ， 走了法律之路后 ， 发现这是一条更艰辛难走的路 。 ” 刘怡然说 ， 劳动争议仲裁需申请人举证 ， 但证据往往很难获取 ， 比如考勤 ， 公司打卡机的材料员工很难拿到；工作邮箱关闭后 ， 邮件没有原件对比；如何证实加班、计算病假工资等 ， 法律上也没有明晰的说法 。
刚开始 ， 由于对法律不了解 ， 她不知道什么证据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 ， 一些重要证据比如原件、工作群中的聊天记录、受到排挤的语言等 ， 没能及时保留下来 ， 导致证据不完整 。
她记得第一次参加仲裁庭审时 ， 提交了358页加班时间发的邮件打印件、工资条、微信聊天记录等7项证据 。 公司只提交了考勤表和工资条两项证据 。 这让她感觉胜诉希望很大 。
她焦急地等待结果 。 2018年3月25日 ， 接到去领裁决书的电话后 ， 她兴奋了一晚 ， 感觉“终于要柳暗花明了” 。
第二天一早 ， 她和丈夫去取 。 裁决书上写着 ， 由于证据没有公证 ， 不予采信 ， 申请被驳回 。 她感觉有盆冷水浇了下来 ， “很绝望 ， 觉得唯一一条路都被堵了 。 ”
回家路上 ， 她和丈夫谁也没说话 。 到家后 ， 她想不通 ， 哭着给审判庭长打电话 ， “我说因为这件事 ， 我一点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 。 庭长安慰她 ， “这次的仲裁结果并不重要 ， 你赢了 ， 公司会上诉；你输了 ， 你也一定会上诉 。 ”
“但我觉得这个结果很重要 。 ”刘怡然说 ， 经历了漫长的诉讼和等待 ， 结果让人难以接受 ， 她哭了一天 。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 ， 这只是开始 。
“刁难”
比起等待的煎熬 ， 威胁、跟踪更让她惊恐不安 。
2017年10月12日第一次庭审结束后 ， 在仲裁大厅门口 ， 公司副总裁告诉她 ， 已经对她发的朋友圈进行证据保全 ， 随时可以起诉她 ， 劝她和解 。 刘怡然觉得“我要的这部分是合理的” ， 拒绝了 。
担心会被骚扰 ， 她和丈夫搬了家 。 公司的人去她的住处找她 ， 没找到 。 之后多次当面询问她的新住址 ， 给她发邮件 ， “由于不知道你的住址 ， 以后文件、通知没办法发给你 ， 一切后果你自负” 。
2018年4月17日 ， 双方约在一家咖啡店商议和解 。 公司代表提出给5万元经济补偿 ， 让她撤掉所有仲裁 。
她和法律顾问算了下 ， 工资、加班费、离职补偿金等加起来总共50余万 。 对方觉得金额太高 ， 说给九万八千元 。
双方没谈拢 ， 不欢而散 。 那天 ， 刘怡然丈夫开车接她回家 。 两人进小区停车后 ， 在车上坐了会儿 。 突然 ， 她发现一辆宝蓝色的宝马从面前开过 ， 有些眼熟 。 正在这时 ， 宝马车车窗摇下 ， 刘怡然一看 ， 是CEO助理一行 。
她和丈夫开上前 ， 对方很快开车走了 。 两人追了一段 ， 没追上 ， 打电话报警 。 被吓到的她再次搬家 。
2018年10月24日 ， 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望京法庭门口 ， 被问到跟踪一事 ， CEO助理没有否认 ， 说这是为了跟她保持联系、有个沟通渠道 ， “你们要50多万 ， 我们要解决这事 ， 我们认为这是敲诈勒索 ， 所以急了啊 。 ”
公司法务说 ， 刘怡然提出的和解金额挺大 ， 他们觉得不合理 ， 因此没有达成协议 。 他们一直积极与刘沟通 ， 但她拒绝沟通 ， 而是向媒体爆料 ， 去各个职能部门举报 ， “我们就配合（职能部门）检查 ， 准备法院起诉 。 ”
刘怡然至今记得离职时的场景 。 2018年1月生完孩子后 ， 生活捉襟见肘 ， 与公司的纠纷迟迟未了 ， 她不得不主动申请离职 。
6月14日她到公司办理离职 ， 法务说刻章不在 ， 拒开离职证明 ， 让她先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 。 协议书中写明 ， 不再向公司索取任何费用或损害其声誉 。
刘怡然不同意 ， “他们说不签就开不了离职证明 ， 我的办公用品也不让拿走 。 ”她只得打电话报警 ， 花家地派出所的两位民警赶来 ， 在民警的帮助下 ， 她才取走东西 。
第二天 ， 她去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不开离职证明 。 大约一个月后 ， 她收到了公司寄来的离职证明 。
对于上述排挤、刁难的说法 ， A公司副总裁矢口否认 ， “完全没这回事” ， “走到这一步谁也不愿意” 。
当澎湃新闻提出采访她时 ， 她说这事太复杂了 ， 电话里说不清 ， 必须面谈 ， 当面给采访人员看证据 。 她两次告诉采访人员来上海出差时面谈 ， 之后又以“开会忙”为由取消了出差行程 ， 直至后来不再接电话 。
“怀孕被排挤了怎么办？”
怀孕后 ， 刘怡然身子弱、需要卧床保胎 ， 母亲在老家照顾病重的姥爷 ， 公婆身体不好、常年住院 ， 丈夫只得辞职照顾她 。
此前 ， 两人都不怎么攒钱 ， 有多少花多少 。 没了收入来源 ，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菜场 ， 得时刻想着菜多少钱；遇到喜欢的东西 ， 不敢再买；她甚至将家中电器、首饰等放网上变卖 。
最窘迫的是2017年11月、距离预产期不到两个月时 ， 两人积蓄花没了 ， 没钱给孩子准备婴儿用品 ， 只得找朋友借 。 她觉得心酸又难过 ， 对不起孩子 。
仲裁结果出来前 ， 她几乎每天打投诉热线 ， 焦虑得睡不着 。 工作上的遭遇和生活压力 ， 让她觉得撑不下去 ， “很多次想到了自杀 。 ”
生完孩子后 ， 她没有坐月子 ， 也没有请月嫂 ， 和丈夫轮流照顾孩子 。 一休完产假 ， 丈夫便去工作 。 她拿到离职证明后 ， 也马上找工作 。
2018年10月 ， 她进入一家有上千人的国企 ， 从事品牌公关方面的工作 ， 工资只有之前的一半 。
她记得刚入职时 ， 部门有个女孩怀孕 ， 同事们都很照顾她 ， 帮她分担重活累活；快下班时 ， 领导会让她先回去 ， 让她很是羡慕 。
她想起了自己怀孕后的遭遇 ， 那是“对身心和精神持续性的压迫” 。
上网搜索时她发现 ， 那些在网上问“我怀孕被排挤了怎么办”的人 ， 在被建议去投诉和仲裁后 ， 往往会问“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刘怡然理解这种心情 。 她身边的朋友都劝她 ， “你跟公司耗不起的 ， 公司聘一个法务专门干这事 ， 你得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 。 ”
起初 ， 她也想大事化小、尽快解决 ， “但后来一直被压迫、欺负 ， 所有的斗志都被燃起来了 。 ”
刘怡然至今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 ， 怕他们担心 。 她身边有朋友怀孕后被刁难、孤立 ， 忍不了 ， 便自己辞职 ， “很多人觉得吃点亏算了 ， 但如果所有人都觉得走法律途径太折腾了 ， 那么这个事情永远都停滞在当下的状态 。 ”
程欣语有相似的感受 。 她在一家连锁餐饮公司工作过 。 面试时 ， 29岁的她被问到有无男友 ， 她说有 ， 不过近期没结婚打算 。
入职一个月左右 ， 她被查出是宫外孕 。 住院期间 ， 仍运营公司微博 ， 出院在家休息时 ， 也每天写文案、发布文章 。
然而等她休完病假回公司 ， 领导以她怀孕了没告诉公司、耽误公司宣传为由 ， 要求她离职 。
流产、被辞退 ， 让她备受打击 ， 患上了抑郁症 ， 觉得“被欺负到极限了” 。
她去申请劳动仲裁 ， 获得胜诉 ， 法院判定公司支付她1万多元工资 。 公司不服上诉 ， 目前判决结果还未出来 。 她想好了 ， 如果输了 ， 就继续申诉 ， “支撑我的信念就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 ， 我必须要一个结果 。 ”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几乎是遭遇怀孕歧视女性的共同困惑 。
怀孕歧视通常被认为是就业性别歧视的一种 ， 也称“育龄女性就业歧视” ， 指用人单位招聘时拒录怀孕妇女 ， 女员工怀孕后将其解雇、降薪或态度上有歧视表现 ， 休完产假回来上班后将其解雇等行为 。
职场女性的生育权与用人单位的利益间 ， 似乎天然存在着矛盾 。 辞退怀孕女员工、要求女员工排队生育、怀孕要报批等屡见报端 。
从业六年的HR韩鹏介绍 ， 公司为员工承担的人力成本约为其个人收入的两倍 。 女员工怀孕后 ， 公司用人成本增加 ， 很多工作也不太适合做了 。 她休产假时 ， 工作需要有人做 ， 如果再招一个人 ， 女员工休完产假回来后 ， 新招的人怎么安排 ， 会比较尴尬；安排其他人分担 ， 又会增加其他员工的工作量 。
为此 ， 企业招聘时 ， 一般会问年轻女员工的婚育状况 ， “已婚未育的女性 ， 找工作时竞争力会下降很多 。 ”
这导致一些育龄女性找工作时会“隐孕”：隐瞒已怀孕或打算怀孕 。
程欣语觉得 ， 30多岁对职场女性来说是个非常尴尬的年纪 ， 没生孩子 ， 找工作会很难；生了孩子回到职场 ， 之前的成绩可能不在了 ， 还会被担心生二胎 。
她有时想 ， 找工作时说自己离婚了、不打算要孩子了 ， “这样入职会简单些吧？”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明文规定 ， 女职工在怀孕期、哺乳期、产期的 ， 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 。
韩鹏说 ， 确实有一些女员工会利用法规的保护 ， 为了在孕产期拿到工资、不让社保断档 ， 入职没多久就怀孕 ， 休完产假就离职；还有的怀孕后故意长时间休病假不上班 。
他的一个HR朋友曾招聘过一个女前台 ， 三年里连着生两个孩子 ， 生完二胎回来工作半个月就离职 ， “等于女员工从企业白拿了三年工资 。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多了 ， 企业在招聘时会采取措施规避这种风险 ， 不敢再去赌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 ”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死结 ， 加剧了性别歧视壁垒 。
2019年2月21日 ， 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 禁止招聘时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 ， 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 ， 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 。
韩鹏觉得 ， 这个政策对企业的约束作用并不大 ， 企业在招聘信息中不会写明 ， 但筛选简历时可以看；不直接问婚育情况 ， 但可以间接问 ， “这种东西只要不露在台面上 ， 就没有办法特别好地监管 。 ”
当女员工怀孕后 ， 用人单位一般不会直接辞退或劝退 ， 但可能会在工资上有一定的考虑 ， 少发奖金、绩效等浮动工资 ， 只发固定工资 ， “这其中还是有可操作的空间 ， 《劳动法》中还没有明确的规避性条款 。 ”
一些用人单位甚至转向隐形歧视 ， 使用各种手段逼迫怀孕女员工自动辞职 。 一旦怀孕妇女在《辞职申请书》上签字 ， 很难证明胁迫事由 ， 进而增加了维权难度 。
“想要一个胜诉判决”
2018年8月24日 ， 刘怡然以公司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 ， 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11月7日立案成功 。
2019年1月1日 ，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 ， 将“平等就业权纠纷”增加到“人格权纠纷”中 。
1月28日 ， 刘怡然申请将案由从“一般人格权”变更为“平等就业权” 。 代理律师刘明辉解释 ， 一般人格权属于侵权责任法；平等就业权属于劳动法 。 公司不给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无法作为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证据立案 ， 变更案由后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
5月15日庭前谈话时 ， 公司提交了18项证据 ， 其中一项被发现和原件不一致 。 目前还在等待下次开庭 。
在此之前 ， 孕妇维权有例可循 。 国内首例孕妇歧视集体维权案发生在2017年12月 。 中铁物流集团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的三位女员工——两位处于孕期 ， 一位在哺乳期 ， 先是被公司降职降薪 ， 之后以“架空”、清走办公用品、注销指纹打卡权限等方式驱逐 ， 直至被辞退 。 三人先后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 互为人证 。 最终 ， 都取得胜诉 。
刘明辉介绍 ， 过往怀孕歧视案大多为劳动争议 ， 这是首次以平等就业权来起诉的怀孕歧视案 ， 或将成为国内平等就业权纠纷第一案 。 公司表面上虽没有辞退刘怡然 ， 但实际上她属于被辞退的状态 ， 既没岗位也没钱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是有缺陷的 。 ”她和法官交流过 ， 都有些发愁 ， 依据什么来认定是怀孕歧视、就业歧视、侵犯平等就业权 。 这方面 ， 国内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
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 ， 有推定解雇制度——如果从一些排挤的行为 ， 推定出用人单位有辞退员工的故意 ， 可以定性为“推定解雇” ， 适用非法解雇的法律责任 ， 员工可要求复职或双倍经济补偿金 。
为此 ， 她期望 ， 这个案件能推动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 在《劳动合同法》中加入推定解雇制度 。 “我们想要一个胜诉判决 ， 哪怕认定这是一种性别歧视 ， 侵犯了女职工的平等就业权 ， 都很有意义 。 ”
在刘明辉看来 ， 遇到这类情况 ， 多数女性选择隐忍 ， 刘怡然则属于高级白领 ， 维权和取证意识强 。 即便如此 ， “对方公司还是认为我们不可能赢 ，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 又没辞退你 ， 你告什么？”
经历近两年的维权拉锯 ， 刘怡然发现 ， 很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 ， 不知如何维权 ， 她希望能给她们一些启示 。 未来 ， 她想考法律系在职研究生 ， 帮助在法律上遇到困难的人 。
眼下 ， 漫长的诉讼如同一道沟渠横在面前 。 她努力想跨过 ， 却寸步难行 。 她记得 ， 电影《秋菊打官司》开头 ， 秋菊丈夫被村长打了 ， 她去找村长理论 ， 村长把钱扔在地上 ， 说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
很多个瞬间 ， 她觉得自己像极了秋菊 。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 ，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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