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25岁杭州小伙的发现如今惊艳世界! 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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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他只是西湖博览会历史厅一名临时讲解员。这份只有128天的工作，对他的影响却持续一生。他是发现良渚文化背后不得不提的人，施昕更。

　　战争岁月里，他那本草根版《良渚》考古报告艰难问世，他痛心疾首：“大好山河，为敌骑残踏而黯然变色......”次年，他因感染猩红热仓促离世。

　　谁也不会忘记，这位25岁的青年用生命最后3年推开了5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大门。而又是一代代考古人披星戴月的追寻，终于揭开了5000多年前良渚文明的神秘面纱。心之所向，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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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你的工作没有白做。你在天堂，应该笑了。 ”他的孙子施时英说。

　　从临时讲解员到博物馆绘图员

　　认真治学的“考古学家”

　　初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对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施昕更也是如此。西博会历史厅临时讲解员这份工作只有128天，但对他的影响却持续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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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表现出色，在随后成立的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内，他谋得了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一职，第二年成为了馆里专职的绘图员。

　　艺徒班出生的施昕更喜热爱历史，很珍视这份对口的工作，期间他不断向馆内同事请教地质和考古知识。 1933年，施昕更还前往孝丰一带，采回数箱古生物化石。

　　施昕更作为一名绘图员，给自己的人生画的却是一条走向田野考古的路。所幸的是，这条路的终点，结满了5000年华夏文明的累累硕果，这条路通往他的家乡——良渚。

　　来自考古界的神助攻

　　江浙沪联合考古行动了解下

　　1930年，南京栖霞山等三地出土了部分石器及几何印文陶片，随着进一步扩大范围的发掘工作，卫聚贤等考古学家们欣喜的发现：这不就是证明我们江南地区石器时代的遗物吗？这不就是我们吴越文化不输中原也绝不落后于世界的证明吗？

　　说到吴越文化，发源地“杭州站”必定是绕不开的。 1935年5月，这群兴奋的考古学家们终于还是来了。他们先从古董市场下手，发现古董商人手头的有些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比较吻合，经过仔细询问，得知就是从杭州古荡地区盗挖来的。

　　于是，在西湖博物馆的协助下，他们对古荡地区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边西湖博物馆派出的选手中就有我们万能的绘图员施昕更先生！请大家注意了，这里考古学家们的探访虽然才挖到了古荡，但对于施昕更随后发掘良渚遗址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老家发现“古荡同款”石斧

　　不负众望三次探寻文明曙光

　　在古荡地区挖掘出来的文物中，一件带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咦，这个东西我们老家不是很多的么？施昕更想起了盗挖文物（尤其是玉器）之风盛行的家乡，那些散落在盗坑附近的石器和陶片，与古荡发掘的文物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潜意识里就觉得“老家有点东西”的他，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良渚地区也许有一个古遗址存在。施昕更自从把自己的人生道路画到田野考古上去以后，也一直用考古工作者的严谨态度要求着自己，他先是自己回老家去田间地头采集了一些陶片，进行对比，再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时任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董聿茂先生。

　　遇到一个认可自己的领导是多么的重要的事啊。董聿茂先生作为一个京都帝国大学海归博士、浙江大学生物系主任，对施昕更的发现表现出了跨专业的高度重视，在1936年12月到次年3月期间，由施昕更带队进行的三次考古发掘工作就这样在良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撰写考古发掘报告

　　是这个年轻人的小目标

　　这三个月的考古大发现成果对于当时身处战争阴霾下的知识分子们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出土，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施昕更的推测：良渚，是一处有远古文化遗存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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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着再次探寻古迹，扩大发掘范围的同时，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成了施昕更这个年仅25岁，非考古专业的大专毕业生1937年的小目标。历时半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书稿完成了。

　　在他撰写的报告中，他提出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个分支。这个观点在后面陆续的发掘研究中被证实并不准确，但在缺乏科技手段的认证和专业知识储备的情况下，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已经值得为他点赞100次了。

　　战火中问世，历史里永存

　　泪目的结局好似《无问西东》

　　我们为施昕更出版考古发掘报告这件事，预想的步骤是这样的：撰写、编辑、校对、印刷、问世、大卖、震惊三界、走红。但历史不是童话，动荡年代也少有happy ending ，这一切都随着1937年日军占领杭州而走向了另外一个令人泪目的结局。

　　当时已投入印刷出版的《良渚》随着杭州的沦陷，被迫难产。施昕更携带报告原稿，同其他博物馆工作人员们一起将大批文物从沦陷的杭州抢救到浙江南部。流亡途中，施昕更决定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而他的书稿在董聿茂先生的大力推荐和博物馆同仁的帮助下，几经周折，被带到上海租界才得以再次交付印刷。

　　1938年，印刷完毕的《良渚》交到作者施昕更的手中时勉强算是个半成品：甚至连裁边都没有完成。而他所憧憬的再次回到故土进行发掘工作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因为感染猩红热无药医治，在次年5月离开了人世。

　　良渚文明的扉页

　　必须有他们的名字

　　施昕更在《良渚》的卷首语开头这样写：这本报告，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虽然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端！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山河，为敌骑残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所以翻到这书的每一页，像瞻仰其遗容一样的含着悲怆的心情。

　　此刻我们从考古的故事中暂且抬头，看看当时我们满目疮痍的祖国母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局部地区抗战兴起；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驻军上海；1933年，日军铁骑踏破山海关，华北危在旦夕；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年爆发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杭州沦陷…

　　试想当时，在炮火连天的中华大地，这群知识分子，背着工具箱和文献资料，扛着照相机和测绘工具，为拯救我们5000年的华夏文明冒死奔走：考古学家卫聚贤，发现南京新石器时代遗存，与蔡元培、梁思永等人成立学术机构“吴越史地研究会” ，推进长三角地区史前文化研究。西湖博物馆馆长、中国甲壳动物研究的奠基人董聿茂，全力支持良渚发掘工作，自掏腰包转移博物馆文物，为出版《良渚》四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