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吉斯：欧洲人身份的建构与当下的挑战( 七 ) 本文由“理想

郝汉：您认为这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总是互相矛盾的吗？

费吉斯：当然不是。它们之间，既有矛盾，也存在互补性。我认为，把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很重要。因为，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有了。例如，当时在文化上的“德国人”概念，某种程度上被放置在一个很“国际主义”的语境下。因为，德国人当时尚未形成所谓政治上的纯粹民族国家概念。而文化上的“德国人”概念的形成，又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比如法国的影响、波西米亚的影响。但当后来“德国人”形成了一种极为排他的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时，二者间的矛盾才开始变得不可调和。

郝汉：考虑到您书中的人物都生活在那样一个民族主义、国际主义都方才兴起、互相激荡的时代，那有没有哪一个人物的内心经历过“欧洲人”的认同与“爱国者”的选择间的摇摆、挣扎？

费吉斯：屠格涅夫的情况便是如此。他之所以成为这本书的核心人物，是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俄国的欧洲人”或“欧洲的俄国人” 。他从小在俄国长大，受俄国教育。随后去了欧洲，先是到柏林，他在德国接受了欧洲文化的熏陶。接着，他此后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法国。因此，他在许多地方都说，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他也确实是。因为，他可以在欧洲的任何地方生活得很自如。

但与此同时，他无疑也是一个俄国的爱国者。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他说，他乐意放弃他的笔，放弃他的写作生涯，去为俄国战斗。像在后来的俄国人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他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俄国人的一边。所以，在屠格涅夫身上存在着这么一种“欧洲人”的认同与“俄国人”的身份间的紧张关系。

也正因为屠格涅夫是一个的亲西方的人，所以在俄国有些人会说，屠格涅夫是叛徒，因为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俄国有一个著名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在1867年时，对屠格涅夫说：“你应该购买望远镜来看看俄国的情况” ，并认为屠格涅夫在国外，根本不会真正理解俄国国情。在某种程度上，屠格涅夫确实承认这一点，毕竟他在俄国之外生活了太久，他很难再去写俄国。总之，存在于“欧洲人”的认同与“俄国人”的身份间的紧张感，在他身上从未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