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叫《西方社会》的微型剧场史诗《西方社会》来华演出海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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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来华演出海报

跨国戏剧团体“大嘴突击队”（Gob Squad）于1994年成立，成立之初，队员们都还是在校大学生，运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和捉襟见肘的预算进行表演艺术的实验，然而这个由英、德两国艺术家组成的团队，在1999年就被德国的汉斯–蒂斯·雷曼作为案例记载进《后戏剧剧场》，这说明早在上个世纪末，他们的创作风格和美学观念就已经初现雏形。

《西方社会》（Western Society）是大嘴突击队2013年的作品，该戏曾经作为2017年乌镇戏剧节的闭幕压轴大戏，并于次年再度来华。相较于他们早年的作品如《客房服务》（Room Service），《西方社会》虽然保留其团队多年来的一贯特征，如注重与观众的互动、频繁使用影像，但其创作观念，却有“反向演化”的趋势——剧团成立之初，作品并不设在常规剧院中，而是将酒店客房、公交车站、城市街道作为演出场所，而之后的几年，他们的演出却逐渐回归剧场，《西方社会》便是其一。

《西方社会》在形式上采用了“舞台上的现场直播”的方式，内容上则是一部西方社会如何成型的微型史诗。它的灵感来源来自于YouTube上一个点击量只有个位数的家庭聚会视频，然而随着这部戏的走红，如今该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四位数。主创首先在台上对视频进行第一重戏仿，而后又随机抽取现场观众，让观众带上耳机，听取主创给出的详尽指示，让观众对演员进行第二重戏仿。这种“遥控操纵”的方式，对于大嘴突击队来说也不是新手法了，它和观众互动、使用影像一样，都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特征。

第一重戏仿中，演员的对话由一堆二选一的选择题构成，这些选择题看似琐碎，实则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微观世界：父母离婚后，孩子选择和爸爸生活还是和妈妈生活，这个问题决定了孩子未来的性格发展和人生走向、选择哪种饮食方式则折射了被试者的健康状态和生活质量，哪怕是大选时投出的一张选票，都可能左右谁会成为国家未来的执政者。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汇聚成一幅宏观图景，共同在各个环节对社会与国家产生作用，这大概就是“西方社会”的本质意义。

在《西方社会》之前，剧团的另一部作品《大嘴突击队的厨房》（Gob Squad’s Kitchen）使用的也是同样的创作方法，但不同于《大嘴突击队的厨房》是基于安迪·沃霍尔的电影《厨房》为创作母本，《西方社会》不但有着一个原创性极强的结实框架，作品格局也大很多，这个作品切入点虽小，却有“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的见微知著。

作为一个通过玩概念起家的团队，大嘴突击队之所以总能在作品中体现出一套严密的观念体系，与其剧团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团队成立初期由于预算有限，他们需要向基金会申请创作补助，而申请创作补助的方式，就是在申请的书面材料里，写出详细的作品介绍和创作方案，久而久之练就出他们搭建清晰观念框架的能力。但他们早期的作品多是对创作方法本身的实验和探讨，后期的作品则开始引进有关美学、文化、社会现象的思辨。

大嘴突击队在谈及《大嘴突击队的厨房》时，承认自己受到安迪·沃霍尔的重大影响，而《西方社会》里所呈现的对波普文化的运用，并非是拙劣地对流行符号进行大批量复制，而是摒弃对浮光掠影的肤浅追逐，通过团队多年来实践出的一套成熟的剧场语汇和操作手法，来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只不过《西方社会》之后，他们该如何在表演的创作上走向更大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