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珠峰登顶“堵车”：生与死就在一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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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范波
在从珠峰东南坡C3营地到C4 的途中 ， 范波第一次看到了“彩色路标” 。
彩色路标 ， 是登山者对于沿途遇难者的称呼 。 范波看到的这具辨认不出性别的尸体 ， 着装完整 ， 冲顶的背包还在身上 ， 腹部的衣服卷起 ， 高原环境下 ， 露出的皮肤已经蜡化 。
回想起一周前看到的场景 ， 范波的记忆依然清晰：“心理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 ， 因为能看到皮肤 ， 而且就挂在我们经过的路绳上 。 ”这具尸体的旁边 ， 是另一具已经被油布包裹起来的遗体 。
这是范波今年登顶过程中见过和听说的第四例死亡 。 从C1到C2营地途中 ， 他看到四个夏尔巴人拖着一具包裹捆绑着、2017年出现的尸体下山 。
而在5月18日出发登顶前 ， 他听到了印度人Ravi Thakar在5月17日登顶返程途中去世的消息——Thakar登顶成功后返回了海拔7950米的C4营地 ， 在帐篷中入睡 ， 然后 ， 再也没有醒来 。
“他（Thakar）肤色黝黑 ， 个子不高 ， 留着大胡子 ， 一直在笑 ， 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非常开朗 ， ”范波和Thakar各自所在的登山队都找了同一家尼泊尔登山公司协助 ， 两人在大本营有过接触 ， 现在他们的交情已经无法延续了 。
“其实在高山上 ， 生和死就是一线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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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波（右）和他的夏尔巴向导扎西的登顶照 。 （图片来源：范波）
印度人Thaker ， 是今年第一个在正式登顶珠峰之后遇难的人 。 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 ， 大本营里300多名登山者不会预想到 ， 他们之中还有10个人也将永远无法返程 。
2019年 ， 尼泊尔旅游局一共发放了381张登山许可证 ， 比去年多了35张 。 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 ， 一直是登山爱好者青睐的路线 。
在山的另一边 ， 中国西藏登顶的北坡路线 ， 受到西藏自治区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严格控制——登山者不仅必须有登顶8000米海拔以上山峰的证书 ， 对于登顶计划、向导资质以及天气、保暖、通讯等装备有十分具体的要求 。 此外 ， 登山季之外的其他时候 ， 登山者被禁止进入大本营区域内 。
2019年的这个登山季 ， 包括范波、刘雨瞳在内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南坡 ， 因为尼泊尔旅游局发放登山许可证更加宽松 。
他们通过登山队和尼泊尔当地登山公司联系 ， 向尼泊尔旅游局缴纳1.1万美元的费用 ， 就能换取一张登山许可证 。 虽然 ， 尼泊尔政府规定 ， 登珠峰的人需要持有一张登顶8000米海拔以上山峰的证书 ， 但实际中 ， 并不会有人具体核查 。
相比于北坡30-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范围 ， 取径尼泊尔的费用则有较大弹性空间 。
尼泊尔当地登山公司 Nepal Sanctuary Treks的数据显示 ， 一名珠峰登山者的单次花费在3.5万-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41.5万元）之间 ， 最高可以达到10万美元 。 这笔费用包括：每人 1.1 万美元的登山许可 ， 高原装备7000美元 ， 4000-6000美元的培训费 ， 每人至少5罐氧气罐 ， 每罐550美元等……
登山者们都不太愿意透露此行具体的成本 ， 因为关于等珠峰费用的讨论几乎总是满含嘲讽和恶意 。
而且 ， 钱也不能买来一份成功登顶珠峰的证书 ， 只是开启这趟未知、艰苦甚至死亡旅程的敲门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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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珠峰是一趟充满未知、艰苦甚至死亡的旅程 。 （图片来源：范波）
2016年开始 ， 为了准备等珠峰 ， 范波就把自己体能训练的内容从跑步 ， 变成了CrossFit训练 。 每周4-5次 ， 每次全程两个小时 ， 重点提高心肺功能、力量、柔韧性和灵活性 。
他的队友、今年第一次登珠峰的刘雨曈 ， 是健身教练出身 ， 自身体能一直不弱 ， 日常也从事皮划艇、潜水等运动 。
在报名登珠峰前 ， 两人各自都完成5678（依次攀登海拔5000米、6000米、7000米和8000米高山）的进阶 ， 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攀登珠峰的登山者会完成的流程 。
2019年4月11日 ， 范波从西安出发到达加德满都 ， 5月18日正式出发登顶 。 中间的38天 ， 队友们主要都在大本营进行训练、拉练、休息和适应 。 期间 ， 范波还因双眼视网膜表层出血 ， 返回加德满都治疗 。
从5月10日开始 ， 范波所在的登山队就在大本营里 ， 他们时刻关注着瑞士一家天气公司提供的登顶天气预报 ， 以此来确定登顶窗口期 。
5月3日从印度东部登陆北印度洋的热带气旋“法尼” ， 是此次登顶窗口期的重要因素 ， 因为它 ， 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天气状况十分不稳定 。 原本可以长达5天至一周的登顶窗口期 ， 今年则被压缩到只有两三天 ， 且具体时间未定 。
最早的窗口期出现在5月16日 ， 也就是第一个逝者Ravi Thaker选择登顶的日子 。 但范波所在的团队选择了继续等待——天气情况依然不够理想 ， 且上山的道路还没有人走过 ， 脚印都没有踩出来 ， 风险太大 。
到了5月18日 ， 范波终于和超过200多人的大部队一起 ， 从大本营出发 ， 想在天气最好的22日登顶 。 大部队选择在同一天登顶就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拥堵 。
从EBC徒步开始 ， 拥堵就出现了 ， C1到C2、洛子壁、阳台 ， 这些路段一直蔓延到山顶 。 范波堵在队伍里 ， 无事可做 ， 进度不同的队友们四散在队伍各处 ， 身边只有他的夏尔巴向导扎西 。 他还得时刻保持精神集中 ， 以防有人在此时“加塞儿” 。
堵车最严重的地方 ， 还是在希拉里台阶——在接近珠峰峰顶、海拔8790米处 ， 这是一截12米长、近乎垂直的岩石山壁 ， 是从东南侧登顶的路线中 ， 希拉里台阶是最后一个挑战 。 而这里的命名 ， 则源自1953年首位登顶珠峰成功并因此封爵的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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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人Nirmal Purja拍摄的希拉里台阶堵车照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尼泊尔人Nirmal Purja拍摄的照片引爆了网络讨论 ， 照片上是身着各色登山服的登山者 ， 在仅能容许一人通过的道路上堵得严严实实 ， 长队从山顶一直顺着陡峭的希拉里台阶 ， 蔓延到画面之外 ， 仿佛一辆满载着人的过山车下急速俯冲时被周围的冰天雪地冻住 。
范波觉得自己或许也在这条队伍里 。 因为5月22日早上5点 ， 他就在南峰路段被堵住了 。
斜坡上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道路此时要运送上山和下山的两路人 ， 斜坡的另一边显然就是悬崖 。 上行的人必须牢牢把住绳索 ， 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 堵了两个半小时后 ， 范波终于在早上7点35分登顶 。
回忆起来 ， 范波说：“抬头往上看看 ， 都是人 ， 往下看 ， 则还不断有人加入 ， 大家在攀登前就知道一定会堵 ， 但不知道会堵成这个样子 。 ”
这种漫长的停滞和等待 ， 在8000米的高度上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
攀登珠峰带给人体的感觉 ， 绝不是蹦极和飙车那种血脉喷张、近乎合法吸毒的快感 。 它的痛苦是递进、持久且强烈的 。
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 ， 人的任何动作、位移、活动 ， 都比在海平面时艰难十倍 ， 体力会快速流失 ， 还要承受冻伤、摔伤、肺积水发生的风险 ， 同时精神也在与持续的疲惫、涣散和麻木对抗 。
刘雨曈在希拉里台阶处一块避风的石头下 ， 出现了高山幻觉——当时 ， 登顶全程相伴的寒冷、疲劳和饥饿 ， 瞬间消失了 。 坐在台阶上休息时 ， 她感觉四周阳光充沛 ， 似乎可以闭目养神 。 好在 ， 夏尔巴向导及时打了她一下 ， 让她清醒了过来 。
在范波登顶的4个小时之后 ， 5月22日上午9点左右 ， 刘雨曈也成功登顶 。
“完全没有登顶的兴奋 ， ”她和其他登顶者一样 ， 激动都是后知后觉的 ， “当时又冷又饿又累 ， 已经被折磨得没什么感觉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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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曈（左）与她的夏尔巴向导 。 （图片来源：刘雨曈）
下山的时候 ， 刘雨曈迎面遇上了资深登山爱好者、美国人唐纳德·卡什 。 54岁的卡什此前已经完成了六个大洲最高峰的攀登 。
此前 ， 在攀登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山时 ， 他因为冻伤 ， 失去了三根手指和两根脚趾 。 卡什把切除下来的三根紫色的手指串成了项链 ， 戴在脖子上 ， 来到了珠峰——他征服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 。
但刘雨曈看到的卡什 ， 眼神已经发直 ， 反常地没有带雪镜 ， 在快接近峰顶的时候竟然开始摘手套 ， 在狭窄的道路上放肆地伸展四肢 。 身边的夏尔巴对刘雨曈说 ， 这个人可能出问题 。
事实也是如此 ， 卡什最终完成了登顶 ， 但在下山途中昏倒 ， 再也没有起来 。
隐形的死神就这样与每个攀登途中的登山者正面相遇 ， 或者擦肩而过 。 包括范波、刘雨瞳在内的这些登山者 ， 亲历了近几年来珠峰登顶过程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
截止2019年5月31日 ， 已有12人在今年登顶珠峰的过程中丧生 ， 包括4月20日在大本营附近坠亡的美国登山者克里斯·戴利 。 除了2014和2015年 ， 珠峰雪崩造成过更大规模的伤亡 ， 2019年成为1996年后死亡案例最多的一年 。
随探险队登顶珠峰幸存者、美国采访人员乔恩·克拉考尔 ， 曾将1996年的珠峰惨案写成了一本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 那一年 ， 珠峰登顶15人死亡 ， 包括5月9-11日期间 ， 就有9人丧生 。
作为6人队伍中幸存的两人之一 ， 克拉考尔在书中写道：“拜访喜马拉雅山脉之前 ， 我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 。 攀登珠峰之前 ， 我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过 。 对于我来说 ， 死亡一直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 ， 享有这种无知的权力会被剥夺 ， 只是当它最终来临时 ， 这种冲击被过多的遇难人数放大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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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途中的夜间营地 。 （图片来源：范波）
每一个攀登珠峰的人 ， 未必读过这本书 ， 但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时 ， 都做好了直面死亡的准备了 ， 无论是自己的 ， 还是他人的 。
从C1到C2营地过程中 ， 刘雨曈也遇到了范波见过的四个夏尔巴人和蓝色油布包裹的尸体 。
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感受真正的尸体 ， “山上看到迎面拖过来的一具尸体 ， 有一种投射 ， 因为我在跟他做相同的事情 。 ”
或许是攀登的劳累会人知觉麻木 ， 或许提前做足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 登山者会在心中弱化死亡的恐惧 ， 对险象环生的高山保有最好的揣测 。
但千里之外、近万米以下的旁观者 ， 却会对高山上人们的经历进行猎奇推测——激增的死亡人数配上“堵车”现场的震撼照片 ， 很容易让人产生因果联想 。
范波坚定地说道：“拥堵不是造成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 滑坠、高山疾病、氧气耗尽 ， 甚至隐藏病症发作 ， 才是直接原因 。 ”
同时 ， “限制商业登珠峰”、“登珠峰就是去送死”的观点也夹杂在公众讨论中 ， 范波此前对类似的声音也耳闻过数次 。
珠峰的商业化从诞生开始就争议缠身 。 早期 ， 登山运动中的传统主义者认为 ， 通过花钱、雇向导登珠峰 ， 是将世界最高峰出卖给有钱的暴发户 。
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人艾德蒙·希拉里就曾公开批评珠峰商业化行动：“收取费用护送新手登上峰顶 ， 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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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珠峰途中（图片来源：刘雨曈）
但随着人类登顶珠峰成功案例越来越多 ， 专业登山运动员已经征服了珠峰 ， 现在 ， 前来挑战的更多是业余爱好者 。 攀登珠峰商业化已经不可逆转 。
带着珠峰商业化选题亲自登珠峰的克拉考尔 ， 在《走进空气稀薄地带》 中写道：“……像我们这样能力有限的梦想者接踵而至 。 这一现象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 但是 ， 究竟谁应该属于珠峰而谁有不应该属于珠峰 ， 这个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 并不是说支付重金参加有向导带领的探险队 ， 就表明一个人不适合这座山峰 。 ”
而亲历者范波也说：“不要否定商业登山 ， 而是要去规范 ， 改善乱象 。 ”
在珠峰大本营 ， 各支登山队都有自己的基地 。 但他们无法独自登顶 ， 必须要找到当地的登山公司协作 。 当地公司提供营地建设、修路、提供基础设备和补给等工作 ， 还控制着每个登山者必备至少一名的夏尔巴向导资源 。
但是 ， 想要更多盈利的公司 ， 有时又会在成本上偷工减料 ， 提供服务水平不到位的夏尔巴向导 ， 或者使用老旧的供氧设备 。
每年短暂的登山季是这些公司的业务黄金期 。 为了争夺客源 ， 公司之间有时会展开价格战 ， 通过低价策略招揽更多客户——不少登山者都观察到 ， 有些登山公司的报价甚至能降低到2-3万美元 ， 对登山者的资质也不会严格考核 。
在大本营附近 ， 刘雨曈就曾见到一个外国女登山者 ， 体积有她三倍大 ， 身上看不出一点平时运动训练的痕迹 。 她很难想象对方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和体能登顶成功 。
“很多人说只要你有钱 ， 你就能爬珠峰 ， 还有人说夏尔巴可以背着、拉着你上珠峰 ， ”刘雨曈说 ， “有一个印度的女登山者 ， 身边有两个夏尔巴 ， 但她还是滑坠了 ， 再多的人无法去救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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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顶峰的金字塔投影 。 （图片来源：刘雨曈）
从尼泊尔返回西安后 ， 范波才看到了这位名叫Anjali Kulkarni的印度登山者遇险视频 。 他回忆到 ， 自己曾在“阳台”附近见过她 。
回到家后 ， 范波终于向70多岁高龄的父母 ， “坦白”了自己登珠峰的经历 ， 也正式向家人做出承诺——不再登山了 。
“登顶珠峰 ， 了了我一大心愿 ， ”范波说 ， “但这是一个高风险行动 ， 我怕给家人和孩子留下遗憾 。 ”
刘雨曈也从珠峰回到了广州 ， 身上还带着此行的痕迹 。 在大本营的时候 ， 昆布冰川的寒气与登山者始终相伴 ， 不少人都感染上了“昆布咳” 。
在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中 ， 她说 ， 接下来想去挑战难度更大的道拉吉里峰 。
不过 ， 她此前的一个想法改变了 。
“以前 ， 我想过我可以留在山上与山长眠 ， ”但在登顶珠峰时 ， 她亲眼看到了留在山上的遗体 ， 看到了带着双层手套仍然十指冻得发黑最终截肢的同行者 。
刘雨瞳说：“现在 ， 我不想留在山上了 ， 而且我更想活着回来 。 所以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体能储备 ， 也要更懂得必要情况下及时掉头 。 ”
大多数从珠峰返回的人 ， 都不会再回到这里 。 但新来者还是会络绎不绝 ， 开始这场酷刑式的攀登 。 没有亲历的他们 ， 似乎都有着一个信仰——“因为它就在那儿（Because it’s there！） 。 ”
而写下这句话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 ， 在攀登珠峰过程中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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