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江都：“出清”僵尸企业的三问三答破产企业重整后职工领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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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企业重整后职工领到工资。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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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中院院长薛剑祥（中）、江都法院院长黄志（右）在民营企业调研。梅华摄

　　年过40岁的高家勇（化名），儿子3年前因病去世，当时为给儿子治病，花光了家里积蓄，还欠了18万元的债务，妻子患有肾病需要每周血透。他外出给别人扛水泥、背沙、搬砖挣钱，还下河捞鱼捉龙虾，有次竟被毒蛇给咬了。陷入绝境的高家勇不知什么是苦和险，只知道多挣些钱来养家还债。高家勇与多名工友在眼巴巴地盼着盛囍公司发回拖欠工资……

　　拥有100多万人口的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濒临长江，辖区有大小企业3万多家。近年来，江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特钢生产加工、车船制造及配套件、机械电子这三大产业群发展势头强劲，新旧动能转换及企业优胜劣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自2018年起，江都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有30余件。

　　面对侃侃而谈的江都法院院长黄志，采访人员相继提出了“三问” 。

　　“单打独斗”没有了？

　　“成功协调抵押债权人（金融机构）让渡债权450万元，专项用于清偿村民等弱势债权人群体；通过政府招商引资盘活370余亩工业用地，创造直接经济价值超过1.33亿元；职工债权100%清偿，税收债权100%清偿，抵押债权100%清偿，普通债权清偿率也达到了16.67%……”

　　扬州某材料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余东笔记本上的一组“大事记” ，清晰地记载着江都首例由破产清算转入破产重整的案件。显然，这是一起成功的破产重整案件。

　　提到受理破产案件，有千难万难、无计可施之说。总体来讲，除东部沿海等地区的破产案件数量较多外，我国破产案件数量在民商事案件中的比例仍然较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薛剑祥认为， “府院联动”破产机制的缺失，是导致破产难的主要原因，亟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立“府院联动”机制。

　　“不能由法院去单打独斗，而是需要所在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府院连动，形成合力。 ”江都区委书记张彤、区长韦峰对此态度一致。

　　企业破产，这既是“产前”的阵痛，又是充满希望的新生。在区委的支持下，江都法院提交了《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的请示报告》。区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告诉采访人员，江都区建立了在党委领导下，政府牵头搭建，由法院、经信、国资、财政、人社、税务、工商、公安等20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府院联动”破产机制。

　　“当时负债体量大，对现有资产抵押率也高。 ”黄余东坦言，公司负债高达3个多亿，还有百余名职工工资及补偿金未解决，当时觉得问题非常棘手。扬州某材料公司是一家以生产水泥机械为主的制造型企业，因落后产能不断受挫，企业陷入资不抵债境地，江都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大量机械设备与370余亩工业用地无法迅速变现。破产管理人的外联要素和资源相对有限，推介如此庞大的工业资产举步维艰。 ”合议庭法官杨进如是说。于是，政府上门推介，分析潜力，承诺环境，协调各方意见，争取投资人支持。最终，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入两家符合产业规划的公司，盘活了全部资产，变现价值达1.33亿元，实现了债务人、债权人、职工等各方利益的共赢。

　　金融，作为市场交易中重要的信用中介，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信贷客户群，企业濒临或陷入破产境地，银行债权自然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江都法院副院长孙飚告诉采访人员，今年3月，该院邀集辖区23家金融单位负责人，共同研定防范金融风险与保障供给侧改革良策，其中“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金融风险防范的司法应对” ，被选入扬州市社科重点课题。与此同时，与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召开辖区企业家座谈会，开启优化营商环境“直通车” ，还先后制定《服务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实施方案》《规范涉企案件财产保全工作意见》等文件。

　　“对于我们属地政府而言，府院联动好处有很多。 ”江都区丁伙镇原镇长郭宜宏很是感慨， “一方面，法院、破产管理人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债权人及职工的释法工作，维护破产期间的大局稳定；另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有效参与到破产受理后的全过程，对针对性处置资产、盘活企业等，对协调各方关系都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

　　“破产不停产”可能吗？

　　“那天，听到鑫源公司起死回生的消息，我高兴得一整夜没睡觉。 ”在外打零工的赵旭光（化名）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十多个工友。赵旭光说，自己在外打工的日子很艰辛，但心里始终有个梦，就是盼着能早日回到干了9年的厂子。

　　赵旭光所说的鑫源公司，曾是全国领先的不锈钢基料生产基地，扬州市的重点企业。自2014年起，受宏观去产能政策的影响，银行对涉钢企业紧缩信贷规模，导致该公司资金链断裂，负债1.43亿元，最终于2015年1月停止生产经营。在停产两年之后，鑫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无力偿债为基本标志的企业财务困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难题。传统的拯救机制主要采用债务重组或资产重组等方式，为困境企业“减包袱”或“输血” 。鑫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忆说，这尽管能使企业赢得喘息的时间，但仅能解决企业的短期债务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发展机能。

　　近年来，在司法创新中拯救机制的重整制度出现，被全球公认为是挽救困境企业最为全面、积极、有效的法律制度。在江都法院实施司法重整过程中，决策者明确，要把握维稳工作的底线，要吸引战略投资人投资作为重整成败的关键，要全力平衡利益冲突，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就在江都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后，鑫源公司提出了和解的请求。出于审慎考量，法官并没有立即作出裁定，而是责令破产管理人协同鑫源公司拿出切实可行的和解方案。

　　“不管是从稳定的角度，还是从企业与职工的利益角度来讲，我们觉得都得千方百计地尽快解决好这件事情。 ”管理人团队负责人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分量。在团队成立即日起，大家就开始工作，一分钟也不愿意耽搁，用最快速度接收了鑫源公司。

　　“我们始终将重整和解贯穿于审理破产案件全过程。在破产案件审理的每个环节，都尽可能穷尽手段、多方会诊，为企业寻找重整可能。 ”在孙飚看来，对于破产重整条件不好的企业，积极寻找上下游关联企业，引进战略投资人，放大重整有利因素，是创造重整和解的重要机遇。据江都法院民二庭庭长许岩介绍，对申请的破产案件，江都法院总结出优先审查的三要件，即破产企业的优质资产、潜在价值、市场前景，为破产重整找寻一切机会和可能。

　　一连多日，江都法官会同破产管理人，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查询、市场研判等举措，组织各路人马对鑫源公司的困境主因、市场前景等进行了把脉会诊，大家一致认可：鑫源公司主导产品镍合金属于国家鼓励扶持的新材料，市场前景广阔，且竞争力强，如能暂时隔绝债务，企业能够重获新生的概率将大大提升。

　　“关键点找到了，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半。 ”江都法院与破产管理人联动配合，围绕修补公司资金链积极奔走斡旋，对接公司原有客户和产品供应商，尽量收回应收账款；拜访材料供应商，协商暂缓还款事宜，尽量留给鑫源公司更多的发展空间；主动对接人民银行及涉贷商业银行，全面解释清算与和解的利弊，依法阐明鑫源公司主导产品并非属于国家政策层面减控的落后产能，建议逐步重塑企业信用及恢复信贷。

　　“和解方案最终是要通过债权人的表决认可，如何提振债权人的信心对于破产和解也至关重要。 ”许岩补充道。江都法院发挥引导作用，一方面加强与债权人的沟通交流，最大限度让债权人看到公司发展的可预期；另一方面，整合要素资源，逐一破解停产的难点问题，让鑫源公司尽快恢复生产。鑫源公司的“破产不停产” ，给了债权人极大的信心，经多次调解协商，和解方案最终获得通过，案件依法由破产清算转为破产和解。鑫源公司破产和解案件成为扬州市唯一一例破产和解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债权人向采访人员透露，如果当时鑫源公司破产清算，这么多债权人要参与分配，自己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而破产重整后，自己的利益便能得到保障。采访中，鑫源公司负责人不无感慨地对采访人员表示，公司目前发展态势良好，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月均工业开票销售维持在6500万元左右，为破产和解协议按期履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执行工作能解套吗？

　　“那些天参与上访也是无奈之举，我家里有病人，每月都要支出几千元的医药费，但一个小小执行案件硬是拖了快3年。当那天突然接到法官让我去领执行款的电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像做梦一样。 ”至今，盛囍公司职工张继（化名）仍清晰记得电话那头的声音。

　　盛囍公司主要从事钢结构制作、机械设备制造等业务，自2014年起，先后有多起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在江都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其中包括拖欠张继在内的30名职工工资及大量对外债务，负债规模近2600万元。江都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该公司名下的财产除了一处无证厂房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严重资不抵债，执行程序陷入僵局。

　　执行僵局直接引起了债权人及职工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职工群体先后多次到区、镇政府上访，有的部门也主观认为是法院执行不作为才导致执行不能，给法院造成了不小的压力。矛盾能否顺利化解？巨额债务能否执行？这一切当时都是未知数。

　　那一刻，在外界质疑的目光中，江都法官的眼睛聚焦在了“执转破”上。 “执转破”制度既是为了贯彻中央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市场化破产制度下的产物。江都法院决定，遵照最高人民法院“执转破”意见，进一步打通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在争得申请执行人同意后，盛囍公司破产清算案成为江都法院第一例“执转破”案件。

　　“考虑该案在执行阶段耗时太久，债权人及职工的不满情绪较为严重，破产审理团队在裁定受理此案时就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绝不让效率在破产环节再次失分。 ”这是江都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叶志刚、刘敏亮当时团队对党组表达的决心。

　　江都法院指令破产管理人对盛囍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再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审核，发现盛囍公司因负债倒闭停业两年，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均已跑路且下落不明，唯一资产是一处无证厂房。要想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和职工权益，把无证厂房变现是唯一办法。

　　“无证厂房在所有权上本身就存在法律瑕疵，严格意义上讲是无法进行不动产交易的。 ”该案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当时举棋不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对于“执行不能”的“僵尸企业” ，如何既要推动“执转破” ，也要推动“执转清”？江都法院及时与区镇两级政府沟通协调，多次召开府院联动协调会，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无证工业地产可以转让，破产管理人可以依法在淘宝司法拍卖网按现状拍卖，由当地镇政府向买受人作出背书。最终，盛囍公司无证工业厂房在淘宝司法拍卖网拍出1300万元的价格，从裁定受理破产申请至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仅用时5个月，职工的劳动债权全部受偿，普通债权清偿率达45.5% 。

　　“盛囍公司案件的妥善处理具有样板意义。该案在法院执行程序中已是‘僵尸案’ ，法院承受的方方面面压力非常大，可以说是进退两难，但没想到通过‘执转破’迎刃而解，这也为法院打通企业法人执行难‘最后一公里’找到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江都区委政法委的领导十分感叹。

　　据介绍， 2018年以来，江都法院移送破产审查案件主体19个，占破产案件总数近三分之二。对此，薛剑祥认为，尽管在“执转破”中，还存在债权人之间存在博弈、法院内部协调机制不完善、社会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但该院还是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借鉴的“执转破”经验。

　　“我们将把‘执转破’工作上升到全院战略性高度，紧盯短板，攻坚克难，推进‘执转破’良性运转。 ”黄志这位女院长从骨子里透出自信与执著。她表示，这不仅可以为法院解套，更为市场释放效率。如果还需一句总结的话，黄志说， “执转破”的实质是制度化地提升执行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