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侧记：为什么说它仍然是最杰出的电影节？( 三 ) 昨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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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莉蒂安娜》剧照。

只不过，在奉俊昊的电影中， “好吃懒做”的下层民众所遭遇的社会环境要苦涩得多。社会资源的不对等，让基泽的子女们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看起来“乐善好施”的朴社长，背后也隐藏着对“下等人”根深蒂固的不屑。他在形容基泽时说：“那个司机做得一直很好，虽然时不时探头探脑，却大体有分寸，从不越界。只不过，他身上总有一股破衣烂衫的味道……这味道毫无疑问地越界了。 ”

从这些细节中，我们能明显看到《寄生虫》的社会批判性。就像奉俊昊本人所言，影片讲述的是“不同阶级之间的难以平等共存，导致下位者不得不寄生于上位者之中” 。这种没有公平可言的等级关系，或许正是以局外人身份闯入好莱坞的本届戛纳评委会主席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被触动的原因之一吧。如果下位者可以选择，他们也不愿寄生于某种权力体系之中，但他们没有选择。

除去《寄生虫》外，在今年戛纳获得重量级奖项的几部电影，也都是“社会介入”派电影的代表：评委会大奖得主《大西洋》用魔幻手法，展现了塞内加尔劳工与妓女面对的生存困境；并列获得评审团奖的《悲惨世界》（法国）和《巴克劳》（巴西），一个揭露了巴黎社会底层的尖锐冲突，另一个则是直白无误的反殖民主义宣言。甚至连比利时“得奖专业户”达内兄弟无甚突破且饱受争议的新作《年轻的阿迈德》，都夺得了最佳导演奖，因为他们触及了当代欧洲社会最棘手的极端穆斯林问题，尽管其观点和切入角度无法使所有人同意。从这些颁奖结果中我们能看出，对于本届评委会来说，影片所即时发酵的“社会意义” ，是考量奖项取舍的第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