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把最好的给女儿，没想到给的是条绝路” “迷信邪教20年

　　“迷信邪教20年，我每天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幻想着有天能‘白日飞升’……”5月8日一早，原“法轮功”练习者刘春燕在省女子监狱谈话室里，痛陈误信邪教“法轮功”几乎毁了她一生。

　　这一天，是刘春燕来省女子监狱服刑的第359天。近1年来，在监狱警察的耐心教导下，在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关心帮助下，她痛定思痛、面对现实，彻底从“法轮功”迷途中走了出来。回顾20年沉沦“法轮功”邪教的人生，她悔恨不已：“作为大学本科毕业生，那个年代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却痴迷‘法轮功’邪教20年，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该有多好啊！”

　　希望“从头来过”的远不止刘春燕一人。因沉沦“法轮功”邪教，她们有的家庭破碎、妻离子散；有的身患疾病，却深信“练功不用吃药”；有的为求“白日飞升” ，不惜从高楼飞身跳下……这些受害者有的还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她们为何会沉迷邪教的歪理邪说？各自有何不幸遭遇？如何在狱内重获新生？

　　●南方日报采访人员

　　“不用钱还能治病，试试又何妨？”

　　1999年初夏，大学毕业的刘春燕在当地公路局任职，她自己有事业编制，丈夫又是大学教师——这样一个充满“书香味”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许多人羡慕。彼时的刘春燕生活虽然幸福，但心中却始终有个难言之隐：3年前，她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手术，留下了病根。

　　3年来，刘春燕时常感觉不适，偶然听一位朋友说练习“法轮功”能“强身健体” ，急于恢复健康的她仿佛“看到了希望” 。刘春燕说，经打听，她得知“练习‘法轮功’治好了不少人的病” 。那位朋友见势以“不要钱还能治病，试试又没什么损失”为理由，把刘春燕拉入了“法轮功” 。

　　“我那时有严重的贫血症，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开始练功。 ”刘春燕说，刚练功的第1个星期，她以练动作为主， “做完后感觉神清气爽” 。 1周后，朋友劝刘春燕阅读“法轮功” 读物。上过大学的她，一眼就看出书中的话“虚假而空洞” ，但想到能让身体好转，她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蛊惑并逐渐沉迷。

　　“反复看、反复看，那些当初一眼能识破的谎言，也渐渐变得真实，这不正印证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一句话么？”回想当初，刘春燕忍不住叹气。

　　几乎与刘春燕同时，来自广东清远的张巧梅也开始接触“法轮功” 。那年，张巧梅早产，双胞胎中有一个孩子因缺氧不幸死亡，另一个孩子则被抢救了过来。

　　“我还记得，做手术前，练‘法轮功’7年多的三姐，把正在放‘法轮功’音乐的一只耳机塞进了我孩子的耳朵里。没想到，听了这个音乐后，我儿子就被抢救过来了。 ”张巧梅说， “我那时一下就觉得是‘法轮功’‘救’了我儿子的命，所以这个念头就在我脑海里种下了。 ”

　　张巧梅真正开始练习“法轮功”是在2011年。那时因工作压力大，她身体经常出问题。住院两周后不见好转，她便溜回家跟三姐练功。 “练功后感觉身体变好了，我就彻底陷进去了。 ”紧接着，在张巧梅的拉拢下，其二姐也被拉入了邪教。

　　被“法轮功”邪教鼓吹的“祛病健身”“练功保平安”这类歪理邪说所蛊惑的人不在少数。现同在省女子监狱服刑的黄英荷讲述了她沉沦邪教的故事。她曾是乡村“赤脚医生” ，以治病救人为天职。

　　黄英荷回忆说，她出生在农村，当地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她亦受母亲的影响相信鬼神的存在。后来，她身患胃痛、风湿等疾病，治疗后效果一直不理想，被“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和“做好人”的幌子所吸引，练功后自我感觉身体有转好，就更加坚信“法轮功”有神奇功效。

　　“在农村，没钱看病吃药很可怜，如果有‘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 ，能免费帮人治病，何不大力推广？”今年71岁的黄英荷回忆起那时自己的天真想法，忍不住叹息， “邪教之所以能吸引我们，就是吃准了我们求保平安、保健康的心愿。 ”

　　“不看医生”“不吃药” ，练功者身患绝症而死

　　“那时我们三姐妹经常一起练功，后来三姐病了我们都支持她不去看医生，认为只要按‘法轮功’说的做，不吃药病就会好。 ”张巧梅慢慢谈起了邪教对她家庭的危害。

　　“我爸知道情况后，命令我们停止练功并马上送三姐去医院。可三姐求爸爸给她1个月时间，说用练功把病练好，练不好再去医院，我爸没办法，只能同意。 1个月后，三姐被其他练功者接走了，那些人还说，不要用亲情干扰她，让她静心练功把身体练好……”张巧梅回忆。

　　说到这，张巧梅突然放声大哭，顿了顿，她边啜泣边说：“可没想到， 1年后得到的却是我三姐姐病危的消息……”

　　“我赶到珠海，看三姐蜷缩在床边，瘦到脸颊凹陷，根本走不了路，她后来说去上厕所都是一个人爬着去的……后来我帮她洗漱，看到她背上长满了疮口，才知道原来根本没人管她！”张巧梅泪如雨下。不久，张巧梅三姐去世，直到医院开了死亡证明，她才知道三姐患的是乳腺癌。

　　张巧梅回忆说，三姐的死让她内心开始动摇，但那时的她更多只是懊悔没有早些带三姐去看病，并未意识到其实是因为练“法轮功”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这才加速了她三姐的死亡。

　　没多久，张巧梅和二姐因传播“法轮功”邪教被捕。 “我记得有一天我爸爸来看守所看我们，一边哭一边说， ‘我不想一下失去三个女儿’……”张巧梅哭着说，看着满头白发、声泪俱下的父亲，她心如刀扎。 “这一切全都是‘法轮功’害的！”

　　“因为‘法轮功’ ，我失去了一切。 ”刘春燕说， “法轮功”折磨了她近20年：

　　怀孕时，她顶着大肚子发传单；女儿六个月大时，正值寒冬，她抱着孩子上街宣扬“法轮功”；后来在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她偷偷向学生宣扬“法轮功”；因有本科学历，她被邀请为邪教网站编写宣传资料……虽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但这都不足以让刘春燕清醒。丈夫见她越陷越深，对孩子成长不闻不问提出了离婚，她由此丧失了对女儿的抚养权。

　　最让刘春燕心碎的是女儿也被她带上了练习“法轮功”的不归路。即使后来失去了对女儿的抚养权，她还是偷偷将邪教宣传资料存进手机内存卡，一次又一次地寄给女儿。 “她爸摔一部，我就寄一部，还不停说她爸的坏话，让女儿听我的。我那时候甚至告诉女儿，信了‘法轮功’ ，想考什么大学都可以。 ”提起女儿，刘春燕哭了。

　　刘春燕边哭边说，进监狱前，她将女儿的地址给了其他邪教人员，想让他们继续带女儿练功。 “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听信我的话，女儿高考失利了、前途未卜，性格也变得和我一样固执悲观，和她爸爸关系很差，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刘春燕说，女儿正值18岁，本是最美妙的年龄，但这一切都因她痴迷“法轮功”而被毁。

　　“我一直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女儿，没想到给她的是一条绝路。 ”刘春燕哽咽地说，曾经她期望自己能“成神成佛” ，如今她每天最期盼的是“重新走一遍人生” 。 “我的家散了， 80多岁的父母因我而饱受‘法轮功’人员骚扰只能客居他乡，多希望生活可以重来啊……”

　　被“法轮功”邪教毁了生活的又何止张巧梅和刘春燕。原“法轮功”练习者杨冬梅发现左侧乳房有硬块，但一直没去医院而是坚持练功， 4年后硬块发展成肿瘤；原练习者张景名，与姐姐、妻子、岳母和父亲等一同练功、拒绝就医，其家人先后因肠癌、鼻咽癌等去世。

　　“如果没进监狱接受改造，一定死路一条”

　　自进监狱以来，刘春燕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对女儿的思念。因对女儿心怀愧疚，她时常以泪洗面。警官们通过与她聊天得知，因前夫阻止，她已3年没见过女儿。后来，监狱的警察耗时数月，终于联系上了刘春燕的女儿，帮她们母女久别重逢。

　　回忆起沉迷邪教的荒唐岁月，刘春燕感慨万分。 “之前我宣扬‘法轮功’ ，自以为‘对别人好’ ，其实都是在掩盖我内心的贪婪和自私，我相信‘神’、迷信‘神’ ，其实是我自私阴暗的心理和‘法轮功’产生了共振。来到监狱后，警官们对我无私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得到了救赎，如果我没进来监狱接受改造，在外面一定死路一条。 ”

　　如今，刘春燕即将刑满释放重新回归社会，她说，出去后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女儿脱离“法轮功”的魔爪。 “我第二个愿望是希望能为反邪教工作贡献一分微薄的力量，我希望通过讲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的人远离邪教的侵害。 ”

　　很多像刘春燕这样的痴迷者在狱内重新唤醒良知。四会监狱刘明源以前以“狂妄自傲”出了名。他常在监狱里扬言：“你们能拿我有什么办法？”专管警察找他谈话，他不理不睬，轻蔑应对；为了“不辜负”“法轮功” ，他绝食对抗改造……在警官的不断努力下，刘明源主动进食。如今，他体重从原来的44公斤增加到63公斤，人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而最让杨冬梅念念不忘的，是她在监狱里被抢救回的那次。她说，入监体检时，监狱医院查出她患有严重的贫血和腰椎间盘突出。一次输液时，她因晕针而休克，医生和警官及时将她抢救回来。恢复清醒时，杨冬梅感动不已：“我会一辈子都铭刻在心，医生、警官、监狱和监区的领导为我抬担架、拿衣物、拿吊瓶的那个情景。 ”

　　“我感激自己在晚年上一所免费大学，警官们对我特别好。 ”说到这，张巧梅终于笑了， “在警官们帮助下，我用科学的方法调养好了身体，还学到很多新知识。之后希望以我的亲身经历，帮更多的人远离邪教。 ”

　　省反邪教协会秘书长陈文汉：

　　我国依法治理邪教的法律实践已逐步完善

　　邪教是世界公害、社会毒瘤，邪教问题是各国政府都必须严肃对待的社会问题，运用法律手段预防和惩治邪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2019年是我国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20年，省反邪教协会秘书长陈文汉说， 20年来，我国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出发，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法律实践。

　　南方日报：我国反“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法律实践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陈文汉：在我看来，我国反“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法律实践表现在渐成体系、覆盖面广，反邪教立法涵盖维护国家安全、群众利益和社会安定等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已逐步形成了相对健全的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法律体系，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到守护群众安全等各方面均有了明文规定，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邪教法律体系，为取缔打击邪教组织、遏制邪教活动提供了较充足的法律依据。

　　这些法律的制定、修改使我国反邪教立法工作进一步涵盖了从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理邪教问题的法治思想。

　　南方日报：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反邪教立法的历史发展脉络大概是怎样的？有何特点？

　　陈文汉：我国反邪教专门立法从1997年开始，此后不断加大专门立法力度。由于立法具有一定滞后性，早期对邪教组织的认定主要依靠国家政策、部门规章等。近年来，随着反邪教立法的完善，对邪教组织的认定主要由法院通过审判进行，表明我国依法治理邪教的法律实践已逐步完善。

　　实际上，法律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系统，反邪教斗争由于其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立法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反邪教法律实践必然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早期由于没有现成法律规定，我国在处置“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实践中，只能根据邪教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社会公共秩序等现实危害，由相关部门按章进行认定、打击和取缔，这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应该说，我国反“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法律实践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体现了法律实践与社会道德、文化和理想价值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方日报：邪教类犯罪案件有何特点和危害？

　　陈文汉：在邪教类犯罪案件中，由于受害人的思想被邪教组织深度蛊惑、受害人的精神被严格控制，犯罪后果不会因为犯罪组织的被摧毁、犯罪行为的被惩处而随之消弭。如“法轮功”的恶性发展，以及被取缔后，逐渐演变成为反对党和政府、背叛祖国和民族、不断造谣生事的反动政治组织，充分暴露了其邪教的罪恶本质，为人们认识邪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提供了生动注释。

　　我国政府在当时反邪教立法尚未成熟的条件下，能当机立断，毅然地对其依法取缔，并以此为鉴，不断修订、完善我国反邪教立法，显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揭示、防范系统性风险中的敏感性、前瞻性以及党和政府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证明，我国反邪教法律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融合了法治和德治的治理方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管住管好邪教问题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多名原“法轮功”练习者现身说法

　　昔日邪教亲历者今成反邪斗士

　　为“除魔”将女学员活活打死、饿死；全家三代均迷信邪教，爷爷、父亲拒不吃药，不治身亡……近年来，北江监狱走出了很多名重新回归和融入社会的邪教亲历者。昔日，他们深受邪教毒害，有的家破人亡，而今，他们走出邪教阴影后，自愿成为了反邪斗士。

　　积极撰文揭露邪教本质

　　“我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了多年的自由时光，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在广东监狱服刑期间，我有幸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及其危害，摆脱了法轮功邪说的精神控制，迷途知返了……”这是邪教“法轮功”深圳除魔杀人案主犯之一李新辉的自述。

　　大学时代，李新辉为了“修炼圆满成神”开始痴迷邪教“法轮功” 。 2001年，他和十几个“法轮功”人员在深圳市一出租屋练功。其间，一名女“法轮功”人员开始大骂“李洪志是恶魔！”李新辉和十几个“法轮功”人员一致认为其是“恶魔”附体，于是对她“驱魔” 。

　　然而，这些人所谓的“驱魔” ，实际上是轮流对这名女性捆绑、扇耳光、念“经文” ，女学员不吃不喝时间长达数天，最终死亡。后来，李新辉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5年，其他人也分别获刑。

　　李新辉刚开始在北江监狱服刑时仍拒不认罪，但专管警察始终没有放弃他，而是以一个个真实的“法轮功”邪教案例为突破口，不断帮助他认清邪教的危害。李新辉终于被感动了，他说：“邪教‘法轮功’的精神控制太恐怖了，我就是‘法轮功’的牺牲品” 。

　　醒悟后的李新辉积极改造，实现了他提前回家的诺言。他后来在深圳工作、结婚，经常在社区做义工，回报社会。去年，他中年得子，更加感恩国家和社会，写了一篇转变后的心路文章，并附上自己和孩子的喜悦照片，在广东省反邪教网站上发表。

　　“这段经历成了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梦魇，我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无法原谅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一段时间，我抑郁、自闭，年近四十，孑然一身……我把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告诉大家，更是为了要好好感恩那些让我们真正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李新辉说。

　　为监狱捐献大批反邪宣传品

　　同样从北江监狱走出来的改造典型还有王海。王海全家三代都痴迷“法轮功” ，他爷爷、父亲痴迷邪教，认为有病就是“消业” ，不能用药，用药只会把病暂时压住，最终均不治身亡。

　　即使是这样，王海还是认为“法”是好的，父亲、爷爷的死是他们个人没有“修”好。自己学历高， “法理”悟性更高，自己一定能够修炼成神，因此走上了犯罪道路最终被判刑入狱。

　　在监狱干警的帮助下，王海终于醒悟过来。很快，他就在亲人会见和亲情帮教中帮他妻子走出了邪教的阴霾。出监后用了一年多时间，他又顺利将母亲从邪教控制中解救出来。后来，王海还成为了一名反邪教志愿者，帮助一大批邪教痴迷人员重归社会。如今，王海还开办了数家公司，并将部分收益放在公益事业上，他还在家乡建立了公益餐厅。

　　2018年，王海将自己在海外收集整理的一大批揭露邪教真实面目的珍贵视频、书籍、刊物，赠送给监狱作为教育资料，丰富了监狱的反邪教教材。

　　“是北江监狱警察挽救了我的家庭，我感恩他们。 ”王海说。

　　另一名亲历者刘超以前曾是当地邪教“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入监时，刘超高血压病二级、肺炎病情严重，但他却说“吃药对修炼人来说是毒药，不能消业” ，故拒绝服药。

　　专管警察为打消刘超疑虑，当他的面亲自试药、劝他服药，这样3个多月下来，终于帮他认清了邪教的本质。慢慢地，刘超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如今，刘超还常主动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帮更多的人认清邪教的害人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