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自己” 编者按“虽然现在取消了药品

　　编者按 “虽然现在取消了药品加成，但在医院里，医生开药拿回扣的现象却并没有消失。 ”日前，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华生（化名）向媒体反映，包括他自己在内，该院很多医生存在收受药商回扣的情况。对吃回扣这件事，你认为存在吗？应该怎么消除？且看下面几位读者的观点。

　　吃回扣背离职业道德

　　■曲征

　　一个医院，救死扶伤、服务患者是其立足的基础，对广大医护人员而言，时刻为病人着想、安心疗治病人，才是其工作重心。但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吃回扣的“激励” ，一些医护人员已经将重点放到了金钱利益上面，甚至因利益关系发生过争执。如此种种，哪里还有一点“救死扶伤”的影子？哪里还有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德？也难怪有医生看不下去了，愤而举报自己。

　　不过，医生为什么不向管理层举报？难道医院及当地监督部门就发现不了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正如举报人所称，医生大面积吃回扣，管理层亦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可能参与其中。这是值得警惕的，假如上级都未能挺起责任，那么整个医疗单位都会将吃回扣视作“正常行为” ，过度医疗、开大处方也就无从禁止。对此，整顿几个医生解决不了问题，还必须让有关负责人付出代价。

　　医生举报固然勇气可嘉，但也给了我们另一层思考。存在于医疗单位的各种“猫腻” ，外人一般很难觉察，唯有医院的受益者心中最清楚，而且像当事医生这样的行为，说明有很多人不乏良知，不乏职业道德。但是也要看到，这仅仅是个例，不具有常态化的意义。因此，如何形成制度化的举报机制？相关方面不妨在医疗单位培养或安插专门“吹哨人” ，让他们发现问题，举报问题。

　　别自己人调查自己人

　　■余明辉

　　媒体曝光后，不管是当事医院，还是地方主管部门，都表示将快速调查处理。但就诸多现实来看，这次调查不能止于“自己人查自己人”——不管是当事医院，还是地方主管的卫健委，在相关举报里都有一定的利益牵连，无论如何都难免有瓜田李下嫌疑。

　　一方面，对于医院领导也可能参与其中的指控，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为了保证调查公正，当事卫生院自查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主管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根据报道，该院药品都是通过政府统一采购，但高达10%—15%的回扣比例，依然说明药品招标不扎实、水分大，作为主管、主要参与此项工作的地方卫健委等而言，负责此次调查未必有足够公信力。

　　应该说，随着公立医院药品“零加成”“两票制”等破除以药养医政策的推行，以往很容易借药品吃回扣的灰色空间，已被大大压缩和消除。但这并不代表它完全销声匿迹了。此前，人们就担忧，吃回扣是否会“明转暗” ，更加隐蔽，更加不易察觉？此次似乎再次证明，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不管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还是消除公众的担忧，此次万宁医生自我举报吃回扣事件，都不能止于当事医院和地方卫健委的内部调查处理，而是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如纪委部门、更高上级及时介入调查处理，给举报者一个公正合理的回复，有效回应社会的关切。

　　警惕过度诊疗呈下移趋势

　　■罗志华

　　这封举报信上提到，门诊部一些医生的业务量大，如一个月看病开出10万元的药物量，即可获得15000元的药品回扣金额。这位医生刻意避免开有回扣的药品，尽管如此，他平均每月至少也可拿1000元的回扣。卫生院的服务半径不大，居然也能拿到这么多回扣，这是过去较少出现的现象。

　　对医生吃回扣有治本效力的药改举措，为何在基层医疗机构里没有发挥出作用？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些人不愿轻易扔掉自己手中利益，因为城市医院对于医药代表管理趋严，他们只好将阵地转移到过去回扣现象不太严重的基层医疗机构。

　　为了让基层民众实现在家门口看病的愿意，近年来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就连报销比例，基层医疗机构也比城市医院高出不少。不过，高比例的背后，过度诊疗是否呈现下移趋势呢？

　　不久前，在北京市召开的2019年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医保局局长于鲁明就曾痛批基层医疗机构过度诊疗现象，有社区一级的医疗机构，年医疗费用最高竟达近亿元。这种现象警示我们，基层医疗机构虽然业务量不大，但行风建设丝毫不能放松。只有全面强化监管，才能压缩吃回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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