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的毕业生都去哪儿了？新京报讯（记者曹雁南）又逢

新京报讯（采访人员曹雁南）又逢一年毕业季，就业成了学生与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农业大学官方就业统计表显示， 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5144位毕业生中，仅有400余人毕业后直接从事农林牧渔业，而纵观2017、2016、2015年，这一数据正在逐年显著减少。中国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们毕业后都去了哪里？那些当年毕业后选择农业的学生们如今境况如何？大学生毕业做职业农民有没有明显优势？新京报乡村频道采访人员对此进行了一个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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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中国农业大学。新京报采访人员王巍摄

央企与生态餐厅两位室友的不同人生

于萌2011年从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专业毕业时，还不曾想过自己如今会成为一名建筑类央企总部的职员，专门负责外事服务相关的工作。现在每天和审批手续打交道的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种子公司负责“十字花科和伞形科”新品种的生产与实验。那时于萌的日常就是绕着全国跑，挑选地区安排对种子进行测验，以判断新种子是否有能力进入市场。

这份工作和于萌大学专业十足对口，但他只做了两年。 3000元月薪实在太低是一方面；频繁在乡村出差停留，让于萌觉得自己每月近半的时间都处于信息闭塞状态，这让他很不习惯。

但真正让他下决心转行的，还是对农业类工作从业前景的担忧。 “我觉得这个行业很难实现普遍性的收入提升，即使增收也会少于其他行业，整体发展上对政策依赖性也太强。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感觉。 ”种种顾虑之下，于萌最终选择了离开农业，经过几番调整，他来到了现在的岗位上， “虽然专业荒废了，但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

而和于萌的大学室友，则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庶， 2011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这是他依着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专业，也是如今“最庆幸的事儿” 。毕业后李庶先去了中国农科院做了一名科研助理，但很快因为“研究理念不合”辞职。随后的几年里，他在有机农场里做过技术，在回龙观开过馒头点、蛋糕店，也办过教育公司。而现在，李庶正和农友们合作，从全国各地的生态农场采购原材料进行面点加工，在顺义有了家自己的小餐厅，专门售卖生态有机主食，并计划在将来开垦属于自己的种植地。

换了这么多职业，李庶终于在而立之年找到了自己人生最喜欢的事儿。 “我一直就是想种地，从小就爱种花侍草。 ”现在，餐厅里不仅有很多城里人慕名开车找来，外卖方面也人气十足。李庶平常活跃在顺义，每周视情况而言“进城赶集” ，参加不同的农产品集市，借机宣传自己的餐厅，为将来发展寻找机会。

5144位毕业生 “务农者”不到500人

当年班级里30位同学，李庶是毕业后唯一还在一线能接触农业种植的。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一位专门组织有机农业市集的专业人士就向采访人员感叹过，这些年农大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的人太少了，她公司里各行各业转型过来的人都有，但农业专业出身的只有一位。

从采访人员找到的中国农业大学就业生取向数据统计结果来看，至少就该校而言，从事农林牧渔业等一线农业工作的毕业生，正在逐年减少。

中国农业大学共设有18个学院，涉及农学、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医学、哲学等9大学科门类。其中本科专业65个、双学位专业10个、硕士点144个、博士点95个、博士后流动站15个。农业相关专业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主攻方向，其在课程设置上也是重中之重。以本科为例，采访人员在中国农业大学官网上找到了一份2013年招生专业名称与课程方向表，其中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生物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等专业设置全部属于农业相关。水利与工程学院内也专门设有农业水利工程及农业环境建筑与能源工程专业。而经济学院和人文发展学院内除了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等专业外，同时还设有农村区域发展和农林经济管理（农业商务）专业。这一数据，或者可清晰表达，农业专业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课程设置里比重极大。

与此同时，采访人员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官网上找到一份《中国农业大学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依照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中国农业大学 2018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前三位分别为农林牧渔业,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农林牧渔业作为中农大的传统就业方向， 2018届5144位毕业生里有超过400位投入其中进行择业。而2017年，具体数据没有标注。而同一网站上， 2016年的数据报告则表明，当届有近500位毕业生选择农林牧渔业进行就业。再把目光跳回2015年时，当届选择同一领域的毕业生则逼近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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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官网截图

具体到各专业上的就业数据，采访人员检索发现，就本科专业而言，通过专业名称直观判断，涉农专业除生物科学、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园艺等理科实验班毕业生全部升学外，其余专业如应用气象学专业共18人，而升学比例高达66.67% ，出国比例为11.1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本科中升学比例最低专业，共28人，升学比例7.41% ，出国比例却高达71.43％。

对于农林牧渔业人数的不断减少，李庶认为，这与收入直接挂钩。 “各个收入调查里，农民收入都算是最低的，导致大家基本不愿意从农。 ”

当然，从事农业研究、农业贸易也都算“从农” ，但职业农民毕竟是基数最大最主要的部分。按照李庶的说法，采访人员查询了农业部于2018年底公布的农民人均收入统计，据调查， 2018年我国农人人均纯收入预计超14600元，较2017年提高了1000元以上，增速也在7%左右，和上一年基本相等。但相较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及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而言，农民收入仍旧整体偏低。

班里唯一的“女农民” 种草莓养活自己

虽然收入一般，但每年的毕业生里，仍不乏李庶这样“用爱发电”的人。刘香萍，湖南人， 2013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如今是一名日常生活在昌平小汤山种植草莓的职业农民。与李庶一样，刘香萍也是她们班里当年20多个毕业生里，现在唯一一位在一线从事农业种植的人。毕业后，刘香萍先是在公司里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但因为“实在喜欢种地” ，两年后她辞去工作，和家人一起来到昌平承包起大棚，开始了她的草莓种植事业。

按刘香萍的说法，她做出这个选择纯粹是出于对种地的热爱。她自述湖南老家里一直有地，她从小跟随家人在地里劳作，对土地与种植业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选择种草莓，原因则简单的多， “听别人说能赚钱” 。

最早刘香萍和家人一起承包了两个大棚，每个棚半亩地，草莓产值棚均2500斤。很快，两个大棚变10个，到了2018年则扩展为18个。而这些地里的所有事务，日常全靠刘香萍与3位家人一起打理，最忙的时候每人每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草莓采摘的高峰时期，她和家人每日手采300余斤，要从下午开始，一直采摘到夜里近12点。

采好的草莓最早没有打开销路，刘香萍只能自家开车拉着几十斤草莓去昌平摆摊售卖。 2018年开始，她在海淀与朝阳区分别联系了一家定点送货的水果店，每天早晨6点出发送货；今年，她又和学弟一起合作在电商平台及微信上开始了草莓销售。

繁忙的工作，并没有给刘香萍带来超高的回报，虽然收入也能养活自己，但她直言在当地只属“一般水平” 。刘香萍觉得自己种草莓的水平一般，因为这是一件需要时间浇灌的技术。 “种草莓是马拉松，全程要全神贯注不能出错。选地，摘苗，浇水，防止病虫害，都要人仔细盯着。 ”但看着草莓一点点变化、丰收，刘香萍也觉得十足欣慰，这是她最喜欢的事儿。

刘香萍现在日常一直生活在昌平，只有送草莓时偶尔进城。她说她喜欢待在小汤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且这个年轻的女孩儿认为“物质欲望太麻烦了” 。在她看来，化妆比种地还要麻烦。因为种地更有意义， “化妆没有价值，种地有人吃” 。谈到将来，刘香萍的观点也很自由。她觉得自己不一定一辈子种草莓，在哪也不一定，但是唯一肯定的是，自己一定会和土地继续打交道。

一名创业者的告诫：种植不是大学生所长

尽管农大毕业生务农比例是如此之低，但在有限的个例里，居然确实能找到不太平凡的例子。

相比于刘香萍的“家族生意” ， 2010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专业的陈跃文，如今在世俗意义上，显得更“成功” ，他也是诸多校友口中公认的“做得相当不错”的一位。陈跃文毕业后没有选择像别的同学那样继续升学或者投简历就业，而是直接选择了创业。 “我大学时期就和同学合作进行过水果玉米的创业，从研究基地里选择货源进行具体包装销售；也和朋友们合作进军教育培训领域，并用这里挣来的钱投入农业创业。 ”虽然水果玉米的发展其后不算特别成功，却在陈跃文心里种下了创业的种子。随后，他几次挑战创业方向，最终坚定在农业领域继续拼搏。 “之所以选择农业放弃培训，因为农业还是未知的大的市场，且竞争小、空间大、有很多未知的可能。 ”

如今，陈跃文已经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农产品公司的创始人，他的公司主要从事农产品品牌化及标准化，以品牌经销和与网红大V们合作的方式来对产品进行销售。现在，陈跃文的公司有了自己的基地，今年有2000亩左右的自营基地，每年合作的水果基地也有几千亩。

作为如此成功的农业领域创业者，陈跃文却对决心从事一线农业工作的校友们的前景不太乐观，他认为这个领域里从事的大学生少是“好事” 。 “自己就是喜欢种地，也没有错，每个人的喜好和理想都值得追求。但要想清楚，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毕业后选择除了兴趣之外，还要创造价值，要取长补短。单纯种地不是他们擅长的，任何一个农民都会种得更好。现在大家或许夸大了农业类大学生的专业度与做好的可能性，而选择性忽略了传统农民的专业度，从而忽略了每个行业都是有基础与职业性的。 ”

陈跃文给出的现实建议是希望大家发挥所长，或者发挥别人不能发挥的价值。他举例说， “农业种植领域，更专业及管理能力更强的人群，其实往往是有多年甚至数十年经验的农民及其中的种植大户，而非农科院校的毕业生。种植并不是大学生们所长。 ”在他看来，即使大学生有志于从农，也是应该以沟通、衔接、技术积累及指导为主，而不是实操为主。

“前几年，我以为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生产种养殖屡屡遇到困难，只是销路或经验有问题，这几年合作得多了，才发现他们的生产、管理、成本预计、风险评估等等都存在不足，确实不如传统农民做得好。大学生可能擅长的是如何把这个行业的潜力和前景寻找、激活出来，把传统农业及农产品，和现代化的消费需求进行连接。以此给农业及其从业者带来更好的效益，降低行业风险提高稳定性。也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服务和体验。 “

这是典型的创业者思维，因为在陈跃文看来，种植就算是最小单元的创业，每个农民，都是个体创业者或者经营者，种植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 “一个大学生，种植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土地资源没有，和普通农民很难竞争。 ”在他的工作接触中，认识的成功者全部都是传统农民和种植大户，没有一个是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 “小规模种几亩几十亩的除外” 。

升学成为大学生们又一主要选择

另一方面，陈跃文记得自己入读的生物学院以科研为学习主体，毕业时全奖出国的有三分之一左右，国内读研的三分之一，而直接选择工作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这一说法，在中国农业大学历年的毕业生就业统计里，采访人员找到了客观数据支持。

《中国农业大学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中国农业大学2018届毕业生共5144人，其中本科毕业生2748人， 1005人毕业后参加工作，就业比例达到36.57% 。而当届毕业生升学数则为1110人（升学比例40.39%），以微弱优势高于就业人数。此外，另有478位毕业生选择毕业后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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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升学几乎持平，甚至就业人数低于升学人数的现象，不止存在于2018年。采访人员随后查阅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发现当年本科毕业生共2742人，其中987人直接就业，而1126人则选择升学。如果再加上当届541位出国毕业生的数据联合统计，那么2017届的本科升学人数则远高于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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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采访人员在2017年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官方披露的2011-2017届本科毕业生深造情况图表，在这份统计里，学校把国内外升学人数做了统一计算、对比。从图中观察， 2011届本科毕业生升学率为44.99% ，而到了2017届时，本科毕业生的升学率迅速窜升至60.79% ，并存在逐年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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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官网截图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相较就业选择了升学，是否存在农村就业环境不理想的问题？经济学家杜猛认为，这一情况意味着国家政策激励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国家应该加大政策鼓励，使年轻人相信未来在乡村的职业前景等于甚至大于城市。 ”同时，乡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不得力的问题，也是影响就业的关键因素。杜猛认为，年轻人如能在乡村享受到能够接受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体系，他们自然愿意选择更加宜居的地方进行生活。

对就业环境的困惑，使得不少学生选择以升学的方式换取更好的就业机会。《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硕士生就业比例高达82.36％，远远超过当年9.61%的升学比例。

孙伟， 2011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他选择继续读研，参加了学校的2+2项目（即读研2年，校内做辅导员2年）。直至2015年硕士毕业，他正式留校做了一名辅导员。在孙伟近年来的学生工作中，他同样感觉到升学是毕业生们的主要选择之一。 “一方面我认为是由于国家扩招，这几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加大。其次，目前很多用人单位正在逐渐提高门槛，很多以前本科毕业能做的工作，现在的门槛已经升为研究生了。这也是一种导向。 ”

而除了就业与升学，公务员在采访人员的调查中也是毕业生们所选择的高频行业。除此之外，教育、金融、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也都有农大毕业生的身影。

到农村去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

刘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探村博士联盟发起人，长期关注乡村问题。在他看来，毕业生们最终没有选择农业工作，是个人观念与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很多人还怀有偏见，认为农村就意味着凋敝落后，农民教育文化水平低，做农业工作枯燥，从事农业难获得社会认同。 ”同时，刘楠表示，大城市涉农的企业机构少，工资待遇偏低；而返乡创业则需要资金和能力的双重配合，很多毕业生无法承受相应压力；很多地方农技人员老年化很严重，现有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发展空间较小。

基于年轻人追求新鲜感和自我实现的现状，刘楠建议当代农业工作模式应有所创新，现有农业发展模式、农产品的售卖等或可和新媒体结合，拓展生存空间。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风向标下，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大有可为。但是很多问题要思考，例如，在新形势下，如何优化农业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如何把学校目标和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如何开拓有趣有料有营养的农业类职业渠道，都需要动员各方行动者，献计献策。 ”

这一看法，也与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不谋而合。苏海南表示，社会环境过去无意中对于农业相关工作的矮化，是导致很多毕业生不愿从农的一大因素， “在舆论看来，农业相关工作的社会地位与收入都比高新技术、公务员或者二产三产等行业要差一些，这就无形中使得学农学生与学生家庭对这个行业望而却步。此外，农口工作与当代年轻人向往大城市、追求‘高大上’的希望背道而驰，在传统观念里仍属‘向下走’” 。另一方面，苏海南提出农业专业设置、教学管理与现代农业需要的脱离，也是毕业生“从农率”降低的重要原因。 “在校所学农业相关知识，后来发现不利于不便于就业。 ”苏海南认为，在传统农业转型现代农业的路上，大学课程调整、教学方法的升级也应该尽快适配。

对于农大较高的升学率，苏海南认为 “升学如今是普遍现象，不止农业领域，各个行业都是如此，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家都在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 ”同时，对大学生从事一线农业工作，苏海南表现出高度认可与支持。 “这是一件好事。建立于爱好兴趣之上的就业选择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也是大学教学的正道。学生们的知识储备会转化为实践技术，现在还只是他们积累量的阶段，总有质变的那天。 ”

“师哥”陈跃文说不赞成大学生从事一线种植，刘香萍对此持保留意见，她也同意传统农民在种植上更为专业的说法，但未来却不见得如此，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下， “大学生现在是种不过农民，但大学生如果可以像真正的农民那样脚踏实地去摸索去奋斗，再加上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眼界，前景只会更好。 ”

新京报采访人员曹雁南编辑张牵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