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摄影”：一些隐藏在博物馆背后的故事( 五 ) 2019年3月26

在版权之外

除开版权，我国博物馆在“禁止摄影”这一规定上还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其出发点在于对西方殖民者加注于我们的“凝视”感到异常反感。罗兰·巴特曾说， “奇特这一要素得以使我觉得摄影有存在的价值。反过来，没有奇特性，也就没有照片。 ”摄影追寻奇特事物的天然属性，不仅在以远东地区为写真对象的早期摄影实践中一览无遗，同时也与西方早期博物馆对他文化的收藏与展示理念不谋而合。民国成立后，仅《申报》就发布过数次“禁止外人在内地摄影”与“限制摄影决定办法”通知。 1930年《公安旬刊》刊发《故宫博物院禁止摄影》一文，时任院长易培基在所呈文书中写到：

為呈請事，籍查故宮所藏金石字畫各種物品，於歷史文化均有重要之關係，現在以次攝照，廣為流傳。惟此項物品，出自歷代祕藏，與普通照張不同，誠恐中西攝影家輾轉複製，漸失其眞，反與歷史固有之文化有礙。茲為保存古物眞相起見，特請令飭內政部准予立案，凡蓋有本院圖章之各種照片，一律禁止翻制，以重公物，是為公便，謹呈行政院院長謹。 9

以精确复制见长的摄影技术，如何会在“辗转”中“渐失其真” ，损害古物“真相”？今日来看以此作为禁止摄影的理由，自然是站不住脚的。然晚清以降，民族主义席卷中国，尤以知识分子对中国外在的形象特别敏感。加之当时报刊的印刷质量低下，发行的摄影作品往往色彩失真，尺寸大小有限，给观者的印象与客观现实总有距离，因而易培基的担忧在其时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