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树立上书言事的“样板” ：求谏无过于唐太宗( 三 ) 在古代

“天上见到寿星，要求庆贺”

永乐十五年(1417) ，寿星现，群臣请贺。对此，明成祖不以为然：往年寿星出现，你们以为是祥瑞，纷纷致贺。然而四方旱涝、蝗灾、流行病比比皆是，却很少有人向我报告。他对群臣的这个提议未予采纳。

否定原因：只关心天上的事，不关心地上的事。

广开言路，禁止通政司擅自截留奏疏

针对“求直言难”问题，很多帝王都曾对官员进言作过引导。他们用各种方式向官员们表明了求谏的诚意。

封建时代官员上书皇帝的书面报告，名称很多，有奏报、奏章、题本、奏本、题奏等等。上奏帝王的各类文字，总称奏疏或奏议。这些都是官员议政的重要方式和渠道。而掌管奏疏的通政司这类机构，对于朝廷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机构。下情上达，靠它;帝王和朝廷了解全国民情、舆情，靠它;最高当局掌握全国官僚机构的运作情况，靠它。

按规定，通政司所收奏疏，要全部上呈皇帝，不得以种种借口截留。然而，曾有通政司官员擅自做主，将所收四方奏疏，分成“要件”和“非要件” ，只将“要件”上呈明成祖，而将他们认为的“非要件”直接转送吏、户、礼、兵、刑、工“六科” 。明成祖得知后非常生气，他说：设立通政司，目的就是使言路畅通、信息畅通，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告，我都不能全面了解，通政司不是等于虚设了吗?

在明成祖看来，通政司官员眼中的非要件奏疏，很可能就是重要奏疏。他说：我治理天下，希望全面掌握民情， “虽细微事不敢忽” ，连细节都不敢忽略。又说，一个皇帝，不熟知民情和民生之事，是很危险的， “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 。他正是吸取了历史上亡国之君的教训，才这么重视官员的书面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