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奋斗情|顾泠沅：祖国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创建，学数学教数学这情怀来自对教育的爱摘要：2020年

摘要：2020年，第14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14）将在中国上海召开，在会议的国际程序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我被推选为4位大会报告者之一将作发言。

我与数学有缘。学数学，教数学，研究如何教人学数学。记得我初中毕业那年，正值新中国10周年，小伙伴在我的毕业“留言簿”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八个字……从农村起步的普通教师，到“青浦实验”向全国中小学推广……我的祖国情怀，与学校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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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宝贵的东西，过渡给下一代学生

最早在小学，知道了猴子变人、人与社会，还有国家……印象中，祖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还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但总觉得祖国与我们有些遥远；稍大一点，进了初中，刚好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星空一片灿烂，一群孩童白天念书，放学后围在一起谈天论地，充满对未来的憧憬……祖国与我们的距离，不知不觉中拉近了许多。

再大一点，我去吴江县城上高中，除了憧憬，增加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印象最深的是，有位资深的历史教师多次在课堂上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那时，正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 ，同学们食不果腹。奇怪的是，大家非但不泄气，反而更加勤学苦练、奋发图强。我想，那一定是对祖国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

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那一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数学系。经历过饥饿煎熬的人遇上了好环境，人人“如饥似渴” ，立志向上。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要我们好好锻炼身体，严谨治学打基础，将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临毕业，却遇上“文革动乱” ，所学无用，一下被扔到青浦县的偏远农村，在一个尼姑庵旧址当小学老师，当年曾有过迷茫和孤独。复旦大学有一首刘大白作词、丰子恺谱曲的老校歌：“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不管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都要日复一日，自强不息，这种精神使我迅速摆脱了困惑。明知我们是过渡的一代人，何不矢志教育事业，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过渡给下一代的学生呢？从此，我对祖国与学校的联系，终于有了不改初衷、铭刻于心的理解。

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有档节目叫《东方之子》，采访者问我：你在农村教育中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是否源于努力？我说，社会学专家有个结论：各行各业成就的取得，第一是机遇，第二是疯狂地工作，所以有点成就不必骄傲，是你碰上了机会；然后，还得靠“迷惑不挡其行，艰辛不弃其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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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静水流深，咬定青山不放松

我遇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机遇。那时，我在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闻讯马上要恢复“高考” ，因此组织了一次全县高中毕业生的数学统考，考题难度略高于小学水平，结果平均成绩11.1分，零分比率高达23.5%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自此，我开始了3年调查，找准问题，再花了一年半在现场试验中筛选有效经验，然后在5所学校开展了比较严格的三年课堂实验，在此基础上，又用了7年时间在全县推广应用。 15年磨一剑，总算赢回了质量。 1979年，青浦中考合格率仅为16% ，在全市“垫底”；到1986年上升为85% ，而此时全市平均为68% 。国家教育部组织专门小组赴青浦作深入考察，组长问我“主要感悟是什么？”我归纳了四点——集体的努力，实际的经验，对学生的深切了解，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守。

基础教育是一项静水流深的事业，需要一种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我每天坚持写一篇教学日记，每篇教学日记上总是有蓝色、红色的修改标记和重点标记。如今，坚持了40年， 170多本日记已装满了整整两个大书柜，记载了对教学的观察与思考。

1992年，经教育部发文， “青浦实验”在全国中小学推广，该成果还被评为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0年）、全国首届师范院校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一等奖（1997年）。 1996年，我带着“青浦实验——一个基于中国当代水平的数学教育改革报告” ，作为我国中小学教师代表，首次登上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8），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瞩目。当然，有所成效的甘甜，卧薪尝胆的苦涩，虽不是事业的追求，却正是工作的全部。 “青浦实验”的一举成功，使我对祖国与学校的理解，有了更高层次的提升。我抱持“先奉献、后入党”的心态， 1980年代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90年代评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往前走的路并不平坦，幸好有大师的指点。大学阶段的苏步青教授，留给我们的是“严”字当头的做人和做学问的态度，鞭策了一代人。 1986年，教育部要培养一线的教育家，提议我上华东师大硕博连读。当年，刘佛年校长领衔一个导师组专门为我授课，从此结下了师生情缘，留下不少美妙的佳话。刘佛年校长对学生出奇的宽容、宽厚，却可使你全身心投入。他常对我说：“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可以适当放松一点” 。他为我上课，时时从方便我的角度考虑，下雨天还会亲自送上雨伞和雨鞋，着实使你想“放松”也松懈不了。 1990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他与我深谈：“真理常在两个极端的中间”“明源头、辨流变”“执其两端而用之” ，这些话语对我一辈子受用不尽。《上海通史》的现代篇章，还特别刊登了老师与我促膝谈心的相片。还有一位是原上海市教育局老局长吕型伟先生，我跟随并协助他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 ，遍及全国13省、市，持续5个五年规划。吕老有踏实求新的鲜明个性，常说教改要警惕“浮躁、浮夸、浮肿”和“盲目多动” ，素质教育切忌花架子，一定要“返璞归真” 。 2004年，教育部咨询专家在浦东开会，专家们提出一系列问题，如农村教育、道德困惑、应试至上、教育不均衡等，领导要大家看到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吕老的一句“硬道理也得讲道理” ，语惊四座，掷地有声。我跟随吕老28年，直到他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 2012年，我去华东医院向他做“最后一次汇报” ，他还念念不忘惦记着各地的基础学校。

至此，我才明白：祖国，其实就是一代接一代的过渡、一代接一代的创建。这些年来，我常年奔波于各地，指导了不少校长和骨干教师，与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王建磐教授一起培养了30多位数学教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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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振兴接棒人，虽然“奔八”每天工作

学校是希望的摇篮，教师是民族振兴跑道上代代相传的接棒人。我花了数十年，搜集了长三角地区120位优秀教师的成长事迹。上海一位语文名师“一篇课文、三次备课”“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典型经验使我眼前一亮，由此形成了教师在实践中成长的“行动教育”范式，通过理念更新、行为跟进两个反思支架，总结归纳的“听中学，做中学，听懂之后做出来，做好之后说出来”的观点，被国际教育界评价为“秉承了中国传统中最精髓的东西——对教学实践智慧的认可”“体现了中国‘知行合一’认识论的血与脉” 。 2001至2005年，教育部委托我作为专家组长，在校本教研的全国大型项目中介绍并推广，该成果在教育部首届课程改革教学成果奖中评为一等奖。 1997年，我受上海市教委领导委托，主持编制“进入21世纪的中小学数学教育行动纲领” ，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思想，规避西方片面的“儿童中心主义” ，伸张“教是为了不教”的道理。媒体报道称，此纲领标志着上海课程教材改革新世纪工程的正式启动。

在青浦，从1990年开始坚持持续28年的全体八年级学生的数学能力测试。第一次测试，按国际认知目标分类标准，采用大数据因子分析技术，发现学生偏记忆、轻理解和地域不均衡现象；经过17年努力，第二次测试有了明显改善，还得出了符合本土实情的合理分类——操作、了解、领会、探究四个台阶。 “领会优先”有实效，但探究水平“风景依旧” 。直至去年，再次对青浦全区八年级学生数学能力测试，难点有所突破，探究能力有了11.31个百分点的提升。用“变式”破解灌输和“题海”瓶颈，着力于学生阶梯式学习的教师教研，引起了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关注。

我终身热爱学校，留下了不离不弃的家国烙印。虽然当年有过多次离开学校的职位提拔，也有国外专家邀我去美国搞研究，但我一再婉拒，始终扎根本岗本土。基础教育是应对未来的国之大计，又与千家万户休戚相关。 2020年，第14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14）将在中国上海召开，在会议的国际程序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我被推选为4位大会报告者之一将作发言。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未来，我虽年龄“奔八” ，但每天坚持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