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黏稠，只怀旧事作者简介陈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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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幼民， 1951年生于北京。 “文革”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 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 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 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副总编辑。 2011年退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

2004年秋，我和刘延庆、岳建一两兄应云南作家张曼菱之邀，赴滇采风。三人同住一室，晚来无事，正好闲谈。三人都过知天命之年，当过知青，进过工厂，又入大学。现在都做编辑，靠出书吃饭，经历颇丰。遂聊起各自干过的活计，看谁经多识广，有点PK的意思。回头一想，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每个人的经历，是整个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化，况且我们干过的活儿，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复存在。细检一下，立此存照，记录下我们曾经的生活方式，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

真到坐下来细想，我却有些恍惚，自己到底都干过多少种活儿，竟一时难数清楚，我十七岁离开北京，插队到陕北，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干过多种职业，转换过不同的岗位，从未总结一下，有点“积重难返” ，只得从后向前推，列个流水账，一点点地回忆。

农活儿，没有我们不干的

1973年，我靠在北京少年宫练下的一点童子功，从延安的工厂，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又做学报编辑。 1984年调回北京，进工人出版社，做编辑，策划选题，编稿子，设计封面、版式，画插图，跑印刷厂，盯打样，布置订货会，制作广告，推销产品，凡属出版行当的事，都有兴趣去做。也曾背着照相机，充当摄影采访人员，跑新闻，采访会议。这些都是新闻出版行业人士常干的事，虽然其中酸甜苦辣，亦有可写之处。况且文人之事，心烦的居多，又处在现在时，难说明白，所以只怀旧事，先从插队的时候说起。

插队当农民，自然以干农活儿为主。掏地，拌地，犁地，撒种，间苗，锄草，收割，扬场，田间场里的活儿，样样都干。揳镢、耍锄、磨镰，打连枷、套牲口，十八般武艺，件件得会。修水利，打坝，造梯田，平整土地，培垅，挖沟，项项无缺。缠“要子” ，捆庄稼，掰玉米，摘棉花，起圈，捣粪，拦羊，赶牲灵，没有我们不干的活儿。

一根扁担两头尖，担起扁担不做官。收割庄稼的时候，无论是麦还是谷，肩挑两捆，沉甸甸颤悠悠的，不管庄稼地离场上有多远，担子绝对不能撂地，一直担到场上才能放下。担担子除了要有劲儿，还要会换肩。山上的路窄窄的，拐来拐去，到转弯处，若不会换肩，早累死了。几年下来，肩头磨出两疙瘩硬肉，鼓鼓的，到我上大学时都没消。妻子也是学美术的，她常说，你的肩膀怎么结构不对呀。

除了农活儿，干过的事儿还很多。驮水、砍柴，养猪、养鸡，琢磨发酵饲料，铡草喂驴。在我插队的时候，陕北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吃穿用的许多物品，都要靠自己生产，所以，由此派生出不少行当，老乡们都会做，知青们也就跟着学。比如，纺棉线织布做衣服，是婆姨家的活儿，而捻毛线织毛袜子，却是男人的工作。我就没学会这个本事，常把一团羊毛鼓捣成一堆疙瘩，被别人抢了去，说你别糟蹋东西了。

做饭，打窑洞，男生强过女生

没学会捻线，干别的还行。先说做饭，知青们吃饭靠自己做，每人一天，谁也别想光吃不练。我打小吃食堂长大，从没有淘过米炒过菜，也得硬着头皮操家伙。几年下来，我学会了发面，蒸发糕、馍馍、窝头，烙饼，擀面条，压饸饹，捞小米饭，炒菜，做臊子。那时我们男生做的饭比女生好，我们嘲笑她们烙的饼是“硬似铁，赛砖头，半生加不熟” ，说用她们做的吃食打狗，是有去有回。这是善意的玩笑，其实从城市到乡村，反差这么大，要适应独立生活，谁都不容易。

我们窑里的粮食，都是带壳的原粮，要想吃到嘴里，必须去磨。我们也学会了推碾子、磨粮食。我们每次扛着粮食来到磨盘前，总会围过来几个婆姨女子，她们认为这种活儿男人是干不好的，尤其是北京来的学生。她们一边臊搭你粗心手笨，一边主动帮你拴牲口，扫磨台，簸粮食，箩面。我们拿回去的，不仅是磨好的面，还有满心的欢喜。

我们还和老乡学过轧油和磨豆腐。在熬好的豆浆中点上卤水，看着它凝成豆花，捞到一个木框子里，死命地压，豆花就结成了豆腐块儿。刚出锅的豆腐十分好吃，热乎乎的，带着一股浓浓的豆香味儿，豆腐还没做完，一半就没了。

我们住的窑洞，是自己打的，当然在老乡的带领之下。选好一个山坡，齐齐地斩出窑面，画出窑洞的形状，一镢一镢地打进去。挖成了窑洞，就和粗泥、细泥，自己充当泥瓦匠，举着托盘，挥动抹子，将窑壁抹得光溜溜的。其实这活儿自己从未干过，看别人如何抹，不消多时，也就会了。然后盘炕，垒灶台，掌握好灶膛的大小和烟道的角度，看着烟火嗖嗖地往里抽，就知道，大功告成。

我们干活儿用的筐，盛粮食用的桶，也都是自己编的。跑到延河南岸山上割回荆条来，先放到土里埋几天，待它发软有韧劲儿，就可以编了。先将荆条编成十字结，再一圈一圈地绕。编筐的要害在收边儿，边儿收得好，才结实耐用。筐子的提梁，是硬木杆的，取一堆干羊粪，点着，用那暗火慢慢地煨，煨到半夜，将木杆取出，用力窝，木杆尚热，弯而不折，再不变形。做好的筐，和集上卖的，没什么差别。

盛粮食的桶，一般都编成长圆形，里面抹上一层细泥，以防渗漏。只不过这细泥是黄土与牛粪掺在一起和成的，老乡说，这么做一来是泥层结实分量轻，二来可以防虫。这活儿干的时候有点恶心，牛粪抓在手上，滑不溜唧的，但泥干了之后，平整光滑，一点臭味也没有。

学过点木匠活儿，我们所用的劳动工具，如镢、锄、镰的把儿，都是自己安装的。到沟里的砍头柳上，砍下粗细合适的椽子，锯断剥皮刨光，装上铁头，很是合手。还做成过几个板凳，样子粗糙，可还结实耐用。

做锅盖、搓大绳和“修脑”

陕北有一种高粱，穗秆儿长而且光滑。这种高粱产量很低，老乡们种它，主要是取它的秆儿做锅盖和蒸箅子。这是个细法活，用大针粗线把秸秆连起来，纵横交错，上下两层，结结实实，平平整整，用刀切成圆形，表面上却连一个线头都看不见。我们也学会了做，大大小小的锅盖，一律自产。

陕北还产麻，砍下麻秆儿来，沤在水里，直到它变色快烂了，取出剥皮。将皮锤捣洗净晾干，就成了一缕缕青色的麻。先将麻搓成细绳，再把三股细绳头连在一起，用绞绳器将三股绳依不同方向转动，紧到一定程度，手一松，这三股细绳就结成一条粗粗的大绳。这大绳在农村的用途很多，在插队的几年里，我们用的绳基本上是自造的。

干过的有些事今天说起来可能不好听，比如杀狗、剥蛇，曾吓得老乡连我们的窑门都不敢进。在山区，牲口摔伤是常有的事，又医不好，只得杀了吃肉。陕北老乡都心善，不肯杀生，这事多推给知青来干。我就杀过牛、羊、驴等，当时一咬牙刀就下去了，也许是被肉馋的。现在可没这么大的胆儿了。

也干过不少善事，教老乡认字，代人家写信，写春联。我们还从北京带来了理发推子，都学会了理发，不单给自己理，知青的窑洞也是全村男人和孩子们的“发廊” 。那时陕北农村只有剃刀，没有推子，男人们要么剃光头，要么留着一种很怪异的“盖儿头” ，就是头顶上留着乱蓬蓬的长发，下边却刮得黢青，黑白分明。我们来了之后，男人们都找我们“修脑” ， “盖儿头”变成了小平头。

村里有一个老汉，长年患病，临终之前特地提出，想请我给他理最后一次发。我虽说心里有些害怕，但想到人家的重托，对我也是难得的信任，就马上赶去了。他躺在炕上已经不能动了，家人围在旁边，等他咽最后一口气。我几乎是跪在地上给他理完了发，家人千恩万谢，我出得门来，内衣却已湿透了。

农村的活儿，会与不会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学生当久了，总觉得对不会做的事，应当先教后干；而农村的法则是，边干边学。你来了，就是一个劳动力，绝对不会在地头支一个小黑板。

第一次点炮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71年年底，我被招工，进了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地人管它叫大修厂。

在工厂干过的活儿也不少，我是热处理工，每日渗碳、淬火、校正零件，还干过打铁、翻砂，浇过铁水，烧过锅炉，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不必细说，刚进厂时干的活儿，倒值得一提。

那时上面正在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全社会都在打洞，大修厂也不例外，在后山的石壁上开凿了一个大洞，号称要能开进汽车去。我进厂的时候，那洞已经打了有几十米深。

我们并没有马上分到车间学徒，而是先参加打防空洞。

打石洞基本上有三道工序，打眼儿、放炮、清渣。领导也许是看我身小力薄，或许是因为我插队时当过“先进分子” ，办事会认真些。便安排我和一个叫王昕的女生去放炮。

相对打眼儿和清渣，放炮的工作看起来要轻省些，我尝试过打眼儿，那风钻开起来，震耳欲聋，上下乱跳，我根本把握不住。清渣就是把炸下的石块运出洞，石块小的也有几十斤，大的有一二百斤重，把石头搬到翻斗车里，全靠人肩扛手抬，每日工作量几千斤不止，着实累人。只有放炮工，每班只放一次炮，其余时间就是坐在屋里装炮药，做炸药包。体力支出不大，但是，放炮工的危险和责任却是最大的。

放炮也有几道工序，制作炸药棒，插雷管和导火索，装填炸药，点炮，排险。我和王昕跟的师傅姓姜，三十多岁，好像是个复员军人，他胆大心细，极负责任。其实一直是他承担主炮手，我们只作为副手，他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什么事都让我们跟在他身后。

制作炸药棒的过程，怕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恕不细说，单表点炮和排险。

第一次点炮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当时确实吓得够呛，那掌子面宽四米多，高约五米，布满了几十个炮眼儿，平均每人要点十几个，当点着几个之后，身子周围的导火索向外喷着火舌，同时发出嘶嘶的可怕的响声，人被笼罩在呛鼻的烟气中，视线也模糊不清，心里总感觉马上就要炸了，手不禁抖得厉害，剩下的几个怎么也点不着。这时姜师傅一把推开我，迅速点着了其余的炮，带着我们安全地撤离了。

后来点得多了，心里便坦然了。我们用的是军用导火索，质量高，燃烧时间准确，一般我们都控制在一分二十秒，足够点炮和撤离的时间。再到掌子面前，便有了自信。根据炮眼的深度，一节一节填入炸药，用木棍捅瓷实，其中一节插着雷管和导火索，千万要小心，不可用力过猛。导火索的顶端，用刀子割开，使药面充分外露。点炮亦用导火索，取一根三十厘米长的，用刀割出十几个口子，导火索药力很强，点着后，喷出白炽的火舌，对准导火索的药面，一刺就着。点着一个，就掰下一个口子，让火焰喷出来，再刺一个。三个人不到半分钟，就能把炮全部点完。只是那导火索的火，温度甚高，如果不小心喷到手上，并不起泡，而是一下子烧成白色的硬痂。那时我的手上，经常伤痕累累。

点炮人首先面对危险，责无旁贷

打眼儿和放炮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不按规矩来，眼儿打得再深，药填得再多，也不见得能炸下多少石头来。掌子面中心的几个炮叫心炮，往外的一圈儿叫拔炮，边上的叫边炮，底下的一排叫底炮，底炮的外边还要放两个大药包，称作抬炮。

点炮的顺序是，先点心炮，再点拔炮，再边炮、底炮、抬炮。心炮先将石壁中心炸出一个大洞，拔炮的力量又将洞扩大，中心空了，四周失去了支撑，边炮正好发挥威力，把边上的石头挤下来。抬炮的作用很大，它最后爆炸，将炸下的碎石“抬”出来，便于清渣。这程序虽然简单，只是点炮人不能慌乱，还要分工明确，谁点哪个炮，事先说好。说到这里，我还是想起姜师傅，他总是让我们点低处的炮，而把高处难点的留给自己。

说是点炮紧张，其实紧张的还在后面。点炮的人是要负责排险的，排险的内容是去除哑炮和洞壁上被炸松的浮石，给清渣的人一个安全的环境。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出了事，使别人受到了伤害，不仅要承担责任，良心上也过不去。所以，点炮人首先面对危险，是责无旁贷的。

点完炮迅速撤到洞口，趴在地上，等着炮响。那炮闷雷似的，声音随着气浪冲出洞口，吹得洞边的树枝乱抖。放过炮的人都知道，若是炮声发闷，证明炸的石多，若是炮声响亮，则是没起到什么作用。人们常用“放空炮”来形容言而无实的东西，大概缘于此吧。

我们可不是单纯听响的，必须准确地记下炮响的次数。各人记各人的，然后在一起对，若是点了三十炮听到三十响，皆大欢喜。若是少了几响，众人都紧张起来，虽说光凭听力有时不会很准确，因为有的炮是同时响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出现了哑炮。

遇到哑炮是最讨厌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为何没响，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最怕在你进洞查看时，它突然爆炸。所以，先要等待，待到一定时间，确定它不会再响，方可进洞。

炸后的洞子，硝烟弥漫，窒人呼吸。不过这硝烟比空气轻，待十几分钟过去，烟齐齐地涌在洞的上半部，缓缓地向外流动。洞的下部，出现几十厘米高的无烟通道。我们手脚并用地爬进去，此时，掌子面上已经无烟，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开手电，寻找哑炮。若找到了，多半不排，旁边再放上一个炸药，引爆了事。

每一次爆破，都要提心吊胆，而每一次成功，都会如释重负，却无轻松可言。因为马上又要面临新的一次。直到几个月后，我们被换了下来，回到车间去干活儿，这一段紧张的日子才告结束。

工人农民都干过，就差兵了。其实我也在部队生活过一段时间，出操，队列，刺杀，投弹，也都参加过训练。射击混了个优秀，投弹却刚及格。也曾跟着通讯兵在高原上查线，脚上套着铁扣爬电线杆排障。不过，这都是作为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了解别人，不算自己的行当。

我干过的活儿，比起同龄人来，可能不算多，也算不得精彩，但对我而言，都是宝贵的经历。直到现在，我仍然渴望能做些没有干过的事儿，去那些没有到过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活着更有意思。

供图/陈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