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有根宝，女有钱惠”，相比自己女儿，她对扎根青训更上心普陀女足的宿舍楼在梅陇中学

普陀女足的宿舍楼在梅陇中学后面，穿过一道边门就到了。一楼的走道上，贴着入选过国家队的队员照片，共17人。底楼大堂中心的位置，摆放了一圈冠军奖杯，二、三十座的样子。钱惠教练说，摆不下了，还有很多就没拿出来。 “哎呀，这些奖杯都好久没擦过了。 ”

她刚送走了05、06年龄段的这批初中队员，她们几乎全都进了市体校。现在，校车每天下午会从金沙江路小学载着五、六十个学生来训练，因为小学住宿条件有限，她们晚上就在这里吃住，进行晚自习。作为教练，钱惠和她的同事们轮流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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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教练与她的学生们

从上世纪90年中期到现在，普陀女足“体教一条龙”的运作模式在区体育局和教育局的通力协作下已日趋成熟。金沙江路小学——梅陇中学组成了龙尾和龙身，女足姑娘在这里得到了九年制义务学习的保障。在结束初中三年的学习后，她们将自主选择继续追逐足球梦想或是进入曹杨二中这个龙头读高中。

你可能难以想象，最初的时候，在所有体系建立之前，一切都曾处于一片巨大的混乱无序之中。 “实在忍不住，眼泪穷流啊”

1994年的这个夏天，钱惠骑着自行车穿过了普陀区很多大小马路。

前一年，这名昔日河南女足队员从上海体院毕业，被分到普陀足校。 “当时这个地方主要是男足，男教练帮着带一带女队员，但他们的校长说“你们一定要招女教练，把女足搞起来。 ”她就来了， 26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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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长培养孩子踢球，其中最大的顾虑就是学习问题。钱惠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金沙江路小学，即将面临升学。 “她们不知道在哪个初中上学，分散开来的话，再集中训练就比较麻烦。开始是说把这批小孩送到宜川中学，但宜川中学又没给我们发过表格。一直到八月份，上学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开学了，我急啊，就直接到教育局找局长反映。因为我刚上班一年，才二十多岁，就骑着自行车一腔热血地冲过去了。 ”

钱惠再回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就忍不住笑出来，她说自己当时的做法并不合规矩，出现问题时应该是先找到自己的校长，再由校长去向上级反映。那批家长实在等得心急，就写了一封市民来信，向时任上海副市长的龚学平求救。龚亲自进行批示，不能让一个工人阶级的小孩流失掉。

一个批文发到市体育局以及区体育局、教育局，上面派人来调查情况。 “这时候其实已经解决了，这批小孩就放在宜川中学，但这个学校和金沙江路离得比较远，教练又只有我一个。后来，我爱人张翔来了。学生到了预备班不是没人带嘛，就让他从体院过来，接着在初中带她们，这是1996年。这时候教育局就同意，给她们放在曹杨二中。本来是初、高中一体化，后来就分开了，这时候学校没有初中了。我们一条龙就等于只有一个龙头，就是曹杨二中的高中部，还有一个尾巴就是金沙江路小学。 ”

教育局此时下达指示，让金沙江路小学这批队员到梅陇中学入读初中。虽然是民办中学，但会享受公办待遇。 “也就是说，开始时答应她们进来以后不会像别的小朋友一样一个学期交三千多近四千的学费。但到了报到的时候，还是要她们交三千多块钱。这时候普通家长哪里来这么多钱？所有家长都不干了，全部威胁要转学校。 ”

钱惠一看，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培养了五年的小孩子要跑掉了，心里急啊。这时候真的有几个学生就被家长送进别的学校了，还有好些家长则是去教育局找领导。怎么办？她不得不又一次冒了越级的风险去了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一边劝家长，一边和领导反映情况。我实在忍不住，一直在哭，眼泪穷流啊。因为这边也不听，那边也不听，谁都不听我说的话。我就记得当时教育局的一个基教科科长，后来来我们体育局做了副局长，他说，没有想到我一个教练会跑到那里，为小孩子的事情急得哭。 ”虽然闹出很大波折，但最后事情还是得到了妥善解决。 “后来教育局和体育局作出决定，孩子们进来以后学费家长负担一半，另一半由教育局和体育局共同负担。这样，这批小孩子就算保住了。但这时候已经走了几个，去嘉定了，我再挨个打电话，操作她们回来。 ”

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困难，但到这时为止，就算真正做到了体教一条龙。 “小孩子在金沙江路小学毕业以后直升到梅陇中学，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有保证了。初中毕业了以后，如果希望继续走读书这条路的就到曹杨二中入读高中。 ”这样在训练不必间断的前提下，又让她们的学习得到了保证。 “她们在好的环境里面学习保持了一定的水平， 15、6岁是这些小孩子的分界岭，如果她们没能继续走专业这条路，还能考大学，对她们今后的发展也比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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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惠以昔日队员任晓彤举例，她当时就是选择了放弃足球、继续读书，在2012年的高考中甚至没有依靠加分这一项体育特长生的优势就顺利考入复旦大学。招生像做传销一样

解决了队员从小学到高中的“一条龙” ，就可以让更多家长没有后顾之忧地送自家姑娘走足球这条路，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招生。没有人踢球，一条龙的体教结合之路自然也走不下去。

每年年初，钱惠和她的同事们跑遍普陀区大小幼儿园，分发招生简章。这种感觉不是很好的，有时候她们觉得，自己简直和做传销的没啥区别。 “每年都要拎着包一个个幼儿园地跑，很多时候保安还不让进。我只能打电话给体育局，让他们和教育局联系，再由教育局出面进行沟通。有一次一圈电话打完，幼儿园都关门了，也没法进去了。第二次我又去，开始又不让我进，我说已经打过招呼了，这才让进。 ”

钱惠说，今年自己已经跑了二、三十所幼儿园，发出了几百张招生简章。后续再打电话和家长沟通，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培训，他们小孩要上一年级了，愿意不愿意过来训练。真的有小孩来吗？“有的，今年我们招到二十几个，现在每天下午家长会带她们来训练。 ”钱惠说，现在情况慢慢好起来了，感兴趣的家长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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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足球最低迷的那段时间，她打电话给小孩家长沟通，有时会遭到谩骂。 “有一回我给桃浦的一个小朋友家长打电话，给我气得一塌糊涂。他说‘中国足球那么烂，你们搞什么足球啊！’逮着我骂了一顿，讲的话都很难听的。 ”

在幼儿园招生以后，把这些孩子放到金沙江路小学读书，归在一个班级。 “十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统一住宿。我们会随时和班主任保持联系，掌握小朋友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暑假给她们两个星期夏令营时间，让她们到梅陇中学来体验一下。 ”小孩越来越多，金沙江路小学的学生宿舍就不够住了，训练场也不够五、六十个小孩一起训练了。 “所以每天下午两点多钟专门有车子把学生接过来，训练、吃饭加住宿一条龙。到第二天上午，再送她们去上学。 ”自己干的事不是错的

基层教练的薪资条件普遍较低。以钱惠所在的普陀区为例， 2019年，普陀足球学校预算支出总额为870.19万元，而该校包括钱惠在内的所有教练基本工资预算全年只有70万左右，当然，还有一些津贴补贴和绩效工资之类，但都比较微薄。实际上，总共的工资福利支出也只有不到470万元。

这样的薪资条件，平心而论很难吸引专业队下来的球员来做教练。 “我们这边愿意来当教练的，其实已经放下很多。因为专业队下来的人，很多不愿意到基层来做教练，工作太苦了，收入也低，她们都想去俱乐部当教练。 ”和在俱乐部做教练每天只要负责训练不同，在这里，教练员同时还身兼班主任的工作， “因为小孩子都是住宿，每天晚上要管她们晚自修，十点才能回家。第二天一大早过来，有时候上午还要带学生上体育课。下午才是正常带队训练。有时候小孩生个病，都要你操心，所以我们这边做教练是最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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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钱惠带过的队员，毕业以后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来做基层教练，但这种热情很快就被现实击垮，她们纷纷逃离。钱惠有时候感到失望，她的丈夫张翔就劝解她， “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像我们一样全身心付出，我们可以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么做。她们还很年轻，应该让她们享受正常人的生活。 ”

但也有一些年轻教练来了以后就在基层扎下了根，今年的妇女节前，钱惠和她领衔的普陀女足教研组荣获2017年-2018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的荣誉称号。这个教研组有6名成员，全部为女性，其中年轻教练员顾丽娟、陆云都是她昔日的队员，她们先后被评为上海市青少年业余足球最佳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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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资、奖金什么都不是很高的，但一批批小朋友带出来了，看到她们的提高，就让你很有成就感。有些人还上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最起码自己干的事情不是错的。 ”钱惠说， “那天她们发给我两张照片，是我现在这批五年级的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去招她们的照片。一个个都好小，牙都没长齐，一下子这么大了，一路看她们成长还是很开心的事。 ”

钱惠做了所有球员的母亲，也就没什么时间给自己的女儿，有时候她一个电话打过去，让女儿来给小孩补补课， “她就一个人坐着地铁过来。 ”女儿现在已经上班了，有了一对常年不着家的父母，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过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女儿一直说，她要找一份正常的工作，不能像我和她爸这样，没点儿的！”但钱惠想了半天，也说不清自己的女儿到底在哪里上班。 “之前是在房管所，现在……哎呀，她工作和生活上这些事我都是听她爸讲的，张翔经常说我， ‘你女儿现在在干嘛你都不知道。 ’”花钱请外教未必适合

钱惠说，现在大家对于青少年足球都越来越重视了，上海各个区近年来也都陆续请了外教。 “我们没有请，但我们的教练都会去国外进修培训，带小孩去外国比赛。 ”让她和自己的队员一夜间成为“网红”的一件事，就是她们在两年前的“挪威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7场比赛狂进61球，勇夺U13组别冠军。

今年，普陀足校在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体育（款）体育训练（项）的预算支出为313.21万元，主要用于女足青训基地建设、运动员、教练员伙食及训练业务、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运动员、教练员出国培训、交流4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