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垃圾桶后,那些感到“不适”的人们

摘要:对于“撤桶” , 人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只是不愿多走几步路吗?恐怕不尽然 。

“失去”垃圾桶后,那些感到“不适”的人们

----“失去”垃圾桶后 , 那些感到“不适”的人们//----[ http://www.caoding.cn]

没了垃圾桶 , 生活会变成怎样?恐怕没有一个现代人会去做这样的假设 。 垃圾桶作为社会文明变迁的“物证” , 本身就和人类生活高度捆绑 , 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 存在地毫不起眼 , 却又不能失去 。

因此 , 当上海各区近年开始陆续试水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 , 围绕“垃圾桶”的斗争频频出现 。 曾有一个小区 , 因推行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 掀起了巨浪——居民不愿失去家门口原有的垃圾桶 , 前后投诉居委会、物业35次 。

不过 , 居民不适应就不推行了吗?就在今年 , 上海将“本市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作为法规写进7月即将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 。 可以想见 , “定时定点”是不可逆转的新趋势 , 预示着人与垃圾桶关系的必然变革 。

“定时定点”背后

小刘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 , 租住在长宁程家桥街道上航新村 。 他至今记得 , 2017年上半年刚搬来时 , 小区垃圾房常常“爆仓” , 夏天还总伴着一股酸臭味 。 可实行垃圾定时定点分类后 , 新改建的垃圾房不仅“颜值”大大提升 , 更是解决了困扰小区已久的环境问题 。 而今 , 全市1.2万个居住小区的1.7万多个定时定点垃圾箱房已更新改造了近万个 , 许许多多“小刘”都深切体会到了定时定点分类带来的居住环境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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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航新村实施定时定点垃圾分类

上海为什么要“定时定点”扔垃圾?许多基层干部告诉采访人员 , 定时定点投放的好处不一而足:除了有利于环境改善 , 还能减少硬件设施成本、减少保洁员工作量 , 让居民得到更准确的、点对点的垃圾分类指导 , 同时提高企业清运和处理垃圾的规模效应和效率……

而根据许多发达国家和城市的成熟经验 , 探索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最大意义在于 , 可以通过“定时定点”的手段促进全民生活垃圾分类 。 例如 , 在台北 , 如果人们不按照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等候垃圾车 , 便只能把垃圾放回自家冰箱或是安装了除臭设备的车库;在日本 , 超过10种类别的垃圾都固定了专门的收运时间和地点 。 一些特殊种类的垃圾 , 错过一次收运 , 可能要等一周甚至一个月 。 但长期严苛的定时定点投放规则 , 最终引导着全民走向自觉地生活垃圾分类上来 , 这对于当前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工作的上海而言 , 很有借鉴意义 。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 “定时定点”是通过降低居民扔垃圾的便利性、提高居民扔垃圾的“交易成本” , 从而倒逼居民形成垃圾分类和少扔垃圾的行为习惯 , 有助于从源头实现垃圾的减量化 。 而这一点 , 在上海各基层单位的实践中也已经得到初步验证 。

在崇明新村乡新浜村 , 村民户上分类后自行到指定投放点进行干湿垃圾分类投放 , 保洁员或志愿者则现场查看桶内垃圾 , 做得不好 , 当场指正;多次拒不整改 , 取消评奖评优资格 。 实践下来发现 , 这样的定点投放模式让责任明确到户 , 激发了农村熟人社会的内在动力 , 碍于情面的乡里乡亲主动更正习惯顺应趋势 , 果真让垃圾分类成了新时尚 。 在奉贤南桥镇苏宁荣悦小区 , 通过推进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 保洁员刘阿姨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 除了分拣工作轻松外 , 每天产生干湿垃圾的量 , 几乎缩水到原来的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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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新村乡新浜村定时定点投放点

矛盾为何围绕着“垃圾桶”

“定时定点”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 但难度也显而易见 , 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垃圾桶与人的关系 。

21号楼下第一天撤去垃圾桶时 , 马利敏“懵了” 。 作为杨浦新江湾城街道上和园一期小区的居民 , 从住进来那天起 , 小区15个门栋口就放着13组垃圾桶 。 每次顺手把垃圾带下楼 , 盖一抬 , 手一松 , 不费吹灰之力 。 谁也未曾想过 , 有朝一日它们会被集体撤走 , 人们必须颠儿颠儿地跑到小区大门口的“定点”去投放垃圾 。

毫不意外 , 绝大多数人会因为这样的变化而感到“不适” 。 在上和园一期小区 , 定时定点投放的做法持续了不到3个月时间便“流产”了 , 期间还经历了居民到处乱扔垃圾的“混战”和不厌其烦地投诉抗议 。

可这并非个案 。 对大多数小区而言 , 要想推进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 都得先过“撤桶”这一关 。 简言之 , 就是把原来大伙儿已经习惯了的家门口垃圾桶撤走 , 重新设定统一的垃圾收纳场所 。

去年 , 长宁古北国际花园一口气撤走全部350个楼层垃圾桶 , 同时在地下车库新增5个投放点 。 “撤桶第一天 , 物业经理电话被打爆 , 有居民拦着撤桶人员不走 , 几天后才开始习惯 。 ”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盛弘说 。

徐汇区田林十二村 , 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后 , 6个标准化垃圾箱房进入小区 。 居民觉得免费送个垃圾桶是“福利” , 垃圾箱房变得更干净整洁也是好事 , 可唯独撤走临时投放点 , 要多走几分钟路 , 惹恼了周边对垃圾桶有“依赖”的60多户居民 。 于是 , 每天都有约3桶各色垃圾躺在垃圾桶撤走后的空地上 , 还有人索性把垃圾袋抛进小区绿化带里 , “以示抗议” 。

在奉贤南桥镇苏宁荣悦小区 , 尽管今天看来定时定点投放工作进行得平稳有序 , 但很多居民们忘不了 , 去年4月小区内骤然“撤桶”后的一段时间里 , 仍有人坚持不懈与物业抗争 , 希望归还原来的垃圾桶 。

“失去”垃圾桶后,那些感到“不适”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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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荣悦小区定时定点投放点

对于“撤桶” , 人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只是不愿多走几步路吗?恐怕不尽然 。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有个著名的理论:人的习性不是纯粹的生物学行为 , 而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不是人们不能失去原本触手可及的垃圾桶 , 而是不能失去便捷地丢弃垃圾的“固有权利” 。 毕竟在过往的社会环境中 , “扔垃圾”行为是“零成本”的 , 不需要人们花时间和精力去付出 。 而当下 , 垃圾分类的新要求改变着人们的行为预期 , 要人和过去的生活垃圾处理习惯一刀两断 , 重新塑造愿意为垃圾处理支付成本的新观念 , 这就很难一蹴而就 。

花式“撤桶”能解决问题吗

撤桶的阻力很大 , 但“定时定点”的推进不能因此止步 。 有些小区选择了“硬碰硬” , 通过强推加监督 , 陪着居民共同撑过扭转习惯的阵痛期 。 崇明堡镇虹宝社区 , 1500多位居民原本对29组垃圾桶十分依赖 。 实施定时定点投放后 , 居民必须到指定的3个集中投放点扔垃圾 。 而社区内原有的志愿者则全部投入到监督行列中去 , 来一个帮一个、来一个盯一个 , 不厌其烦地劝导 , 虽效果显著 , 但居委、物业等各方面均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

有没有更温和的推进方式?也有 。 虹口区祥德路48弄 , 垃圾和湿垃圾每天两次(早上8: 30-9: 00 , 晚上 7: 30-8:00)由东虹保洁定时至祥德路48弄口收集垃圾 , 居民在规定时段内 , 将分类的干湿垃圾予以投放 。 但规定是“死”的 , 人是“活”的 。 通过老年人带头学习分类知识 , 引导带动年轻人参与 , 有时甚至是老年人主动敲开年轻人的门 , 询问是否需要代为投放垃圾 , 小区在良好和睦的自治氛围下 , 实现了垃圾投放向定时定点模式的自然过渡 。

实际上 , 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行“定时定点” , 主要取决于社区本身的资源禀赋 。 在祥德路48弄这样的熟人社区 , “关系”能够成为瓦解群体习惯的突破点 。 只要说服几个核心的意见领袖 , 新的风气自然会传播开来;而在虹宝这样的大型社区 , 强制措施必不可免 。 只有依靠严格的制度和即时的监管 , 不断敦促居民重复“正确的动作” , 才能养成新的习惯 。

在奉贤南桥镇银河丽湾小区 , 推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后 , 门前的垃圾桶是撤走了 , 但各楼内物业派驻的大堂管家又多了一项新的任务——定时上门回收垃圾 , 并现场教学分类的正确方法 , 逐步渗透垃圾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的理念 , 柔性引导居民接受定时定点投放 。

在长宁虹桥街道四季晶苑小区 , 为最终实现“定时定点” , 居民决定先不撤桶 , 而是“加桶” 。 小区只有287户人家 , 原来每个楼层中放一只桶 , 现在再添加一只 , 且标记清楚干垃圾和湿垃圾 。 表面看是“加桶” , 实则是要在不影响居民垃圾投放便利度的前提下 , 培养其习惯 , 最终是为了更平稳地“撤桶” 。 如今 , 加桶模式已在虹桥街道户数相对少的商品房小区成功推行 , 比如世纪虹苑、美丽华花园、金色贝拉维 。 此外 , 虹桥街道根据“定时定点”模式推广的经验 , 还总结了几种适应不同社区情况的模式 , 如对具备条件的采取撤桶“+设定时点投放”和“+垃圾箱房定时投放” , 对暂不具备条件的采取“每层加设分类桶”和“跨层加设分类桶” 。

“失去”垃圾桶后,那些感到“不适”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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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晶苑楼层加垃圾桶

花式“撤桶”看起来令人有点犯晕 , 其背后考验的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 。 一项新举措的推行 , 如何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如何用好“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推进受阻能否“曲线救国” , 这里面都有大学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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